【遁甲】何彥霄：考古的文本轉向與文本的物質轉向——從古典考古學看《問鼎：早期中國的社會記憶與國家形成》

（太初庚子八月廿二；藏歷鐵鼠八月廿二；希吉來歷一四四二二月二十）（九月初一之一）

（《讀書》2020 年 10 期新刊）

就古代文明研究而言，學者們通常都要處理文本（text）與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之間的關係問題。讓二者互相印證的「二重考據法」曾經是長期占主導位置的研究方法。然而，隨著學術分工日趨細密以及學術方法論的進步，學者們對如何處理二者的關係越來越持謹慎的態度。與二重考據法相比，完全人類學化的考古學家們強調，解讀物質文化應該在不受文本干擾的情況下，按照物質文化本身的邏輯進行研究。而完全後現代化的文學研究者們，也越來越排斥文本研究中的實證主義，希望文本研究能完全脫離物質文化所代表的實證主義傾向的干擾。就中國考古學而言，在張光直等學者的推動下，北美中國考古學完成了人類學化，是人類學系的一部分，也對中國大陸學界有了越來越多的影響。同時，來自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中國考古學家們也在強調中國考古應該有自己的方法和話語，以擺脫歷史學家和文學研究者的趣味。

西方的古典考古學也表現出類似的情況，古典考古學傳統意義上可以說是古典語文學的「婢女」，其存在的意義在於為語文學家們研究文本提供一個更立體的物質文化語境。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劍橋大學的安東尼·斯諾德格拉斯（Anthony Snodgrass）等學者的推動下，英語世界的古典考古學越來越有人類學化的傾向——古典考古學越來越擺脫古典語文學的干擾，有了獨立的話語體系。然而，不同的是，在北美，古典考古學仍然主要在古典學系，因此，古典考古學家與文學研究者、古代史學者有更多互動的機會。比如受教於斯諾德格拉斯、研究羅馬時期希臘考古的蘇珊·奧考克（Susan Alcock）與羅馬藝術史家雅施·埃爾斯納（Jaś Elsner）和愛琴海史前考古學家約翰·柴瑞（John Cherry）共同主編了《帕薩尼亞斯：羅馬希臘的旅行與記憶》（Pausanias: Travel and Memory in Roman Greece，劍橋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一書。帕薩尼亞斯的《遊記》（Periegesis）由於包含對西元二世紀希臘大陸各地遺存的神廟與建築等物質文化的描寫，曾長期成為古典考古學家們的挖掘指南。而《帕薩尼亞斯：羅馬希臘的旅行與記憶》的編撰同時邀請了考古學家和文學研究者，代表著考古學家和文學研究者們在充分意識到各自方法獨立性下的一次對話和交流。

在此情況下，從古典考古學的角度，李旻的《問鼎：早期中國的社會記憶與國家形成》（劍橋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一書出版具有特殊的意義。該書代表了北美的中國考古學在與以文本研究為主的漢學徹底剝離後，向文本研究的回歸。李旻任教於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系和亞洲語言文化系，主要研究史前與青銅時代中國考古。他畢業于密西根大學人類學系，師從卡拉·賽納珀麗（Carla Sinopoli）、亨瑞·懷特（Henry Wright）、諾曼·葉斐（Norman Yoffee）等西亞考古學家。密西根大學既有美國最頂尖的人類學系，更是美國考古人類學重鎮。因此，李旻並非東亞系訓練出來的漢學家，而是人類學系訓練出來的考古學家，並深受當時在密西根大學古典學系任教的蘇珊·奧考克與約翰·柴瑞影響。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密西根大學還是社會進化論學說的中心。國內考古學界所熟知的「遊團—部落—酋邦—國家」的演化模式，就起源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密西根大學的人類考古學。李旻在這個學術傳統中，借鑒了亨瑞·懷特將國家起源視為一個政治實驗的連續過程來描繪早期中國發生的社會轉折，而並不糾結於酋邦與國家之間的類型學差別。這種淡化社會進化論的取向，符合現在北美主流人類學界對社會進化論學說的批評態度。

李旻的《問鼎》關注的是從西元前三千年良渚文明到周代在這塊今天稱作中國的土地上，各個考古文化圈的互動，以及這一互動如何帶來《禹貢》這樣集大成的早期中國文明空間的地理著作，又如何奠定了中國文明的基調。正如書中開頭所說，該書關注早期中國社會記憶、地理空間和政治權力間的互動。而這一互動在《左傳·宣公三年》關於楚國問鼎的記載中得到生動體現，這一敘述裡包含了權力的空間性、時間性和物質性。作者因此追問，作為一種炊具的銅鼎是如何成為財富和王權的象徵，被賦予九州這種空間意義，進而成為問鼎敘述中的物質想像基礎的？為了回答這一問題，要說明史前時期由外來引進的青銅是如何完成了禮制化的過程的。因此也就提出了更大的關懷：作為中國古典文明基礎的「三代」傳統是如何在物質實踐中形成，又如何構成文本想像的基礎的。該書目的不是去證實歷史敘述中的三代，而是去理解為什麼三代這種說法對周代歷史敘事和合法性如此重要，周人歷史知識的來源是什麼，周人又是如何在歷史知識的引導下建立其天下秩序的。對於三代傳統的發端，為什麼在周人對歷史的理解與表述中，西元前三千年末這個時間點被賦予跨時代的意義？李旻認為需要採取深度歷史（deep history）的方法才能回答這個問題，通過社會考古把觀察的時間尺度推到歷史發生之前。在此基礎上，展開接下來的考古討論，對良渚、龍山、二裡頭三個時間上連續、空間上側重不同的史前傳統進行詳細考察。

在西元前第四千年末，以良渚文化為代表的沿海群體，在財富、社會複雜性、文化精緻性方面比高地群體展現出明顯優勢，也有更顯著的社會分層現象。而高地社會在經歷仰紹文化廟底溝時期的高潮之後也在不斷通過淮河流域吸收東方文化的技術和物質，為後來龍山文化的興起奠定基礎。處於西北高地與東南低地過渡地帶的中原地區，逐漸呈現出其重要性。東方的良渚社會崩潰後歷時約五個世紀的龍山時代（西元前二三〇〇到前一八〇〇年）是早期中國重要的技術轉折和政治實驗期——正是在這一時期，作為三代文明的一些特徵標誌開始形成。同時，東亞大陸和外界在龍山時代有了前所未有的接觸，大大擴展了技術傳統，為政治呈現提供了新的媒介。李旻將這個時代放在歐亞大陸背景下進行考察，尤其借鑒了「亞洲中部交流圈」（Middle AsianInteraction Sphere）這一概念，強調中亞和北亞文化對高地龍山社會的影響，尤其是通過冶金技術、動植物的輸入。如果在良渚時代，是沿海影響內陸高地，龍山時代則是內陸影響沿海。這一影響也到達了長江流域，比如我們可以用冶金業者的視角來理解江漢流域的礦產資源。在討論了以良渚為代表的東方用鼎傳統和以晉南陶寺、陝北石峁為代表的高地龍山用鬲傳統之後，書中轉向中原地區的二裡頭文化。中原地區的二裡頭文化也應該放到這樣的後龍山文化的視野下理解，最重要的是，二裡頭重建了高原與低地互動關係，將洛陽平原由高地文化的延伸變為新的中心。二裡頭開始鑄造銅鼎等青銅禮器，為商周文明所繼承，由此奠定三代傳統的基調。

正是在這三章的考古討論的基礎上，進入到了更為漢學家所熟知的商周時期。在《問鼎》的考古圖景下，以陶鬲為標誌的商文化建立在龍山—二裡頭文化的遺產之上，尤其是鄭州商城的興起，表明了商與之前考古文化的繼承關係。然而，李旻並不把商文明視為龍山—二裡頭遺產的唯一傳承者，相反，認為晚商王朝退回豫北先商故地之後，放棄了洛陽和晉南這兩個龍山—二裡頭文明的核心。而且，在商人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例如黃土高原和四川盆地，高地龍山記憶群體另有歷史知識傳承——與殷商相比，四川三星堆文化保留了更多的龍山—二裡頭遺產。對於商代開始出現的真正的文字，書中則認為甲骨卜辭在武丁時期的安陽王室中的大量出現與武丁的語言障礙有關，因此我們無須高估文字書寫在商代日常和宗教生活中的普遍性，更不應該認為甲骨文所承載的歷史是周人歷史知識的唯一來源。作為發源於黃土高原與關中盆地的西周文明，與高地龍山記憶群體和殷商王朝都保持著密切交往，成為傳承龍山—二裡頭遺產的集大成者，並在回歸夏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奠定了三代傳統的基調。《左傳·定公四年》裡關於周初分封的記載，則是周王朝的創建者基於傳說地理對之前存在的文化區域傳統進行的一個政治整合。周人冊命時作為地理座標的歷史遺產，可以與通過考古學觀察到的時空特徵進行比較。

書中尤其注重周人歷史認知中對洛陽地區夏遺產的強調，周人以嵩洛為「天下之中」和「有夏之居」，依據他們對東方治理的策略，在洛陽盆地營建了洛邑—中原核心區，此地在商代經歷數百年的人口蕭條之後重新成為王朝的中心。對於之前作為龍山文化重要中心的晉南盆地，也特別強調了周人在夏墟建立晉國的歷史意義。通過比較陶寺遺址與西周封國的空間關係，以及分析《左傳》裡對晉地歷史地名和族群的描述，《問鼎》揭示了文本記憶與考古觀察到的物質文化、空間特徵之間的有機互動。因此，儘管商文化是西周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它並非全部——周繼承了比商更為廣闊的文化區域和範圍，也更關注多元歷史遺產的傳承。正是在這一討論基礎上，進入了對《禹貢》的討論。

對於《禹貢》，五四以來影響甚廣的觀點是，該文獻是戰國晚期魏國思想家為想像未來統一帝國而偽造的。可是，李旻指出，只有真正理解《禹貢》裡涉及的豐富物質文化背景與空間結構，才會理解為何九州觀念在春秋時代就已經成為當時經典作品的知識前提。《禹貢》裡羅列的物質文化和以晉南為中心的空間秩序，恰恰與書中所討論的龍山跨區域宗教網路緊密相關，特別是岷山以西的雍、梁二州貢路。他認為高地龍山的社會網路，特別是甘、青與晉南物質文化所見的聯繫，是《禹貢》中梁州和雍州地理知識的主要來源，這正是龍山時代早期礦冶活動發端的地方。這種聯繫並未隨著時間推移繼續發展，相反，西周滅亡之後，由於關中的陷落和王室的東移，曾經連接關中與岷山的高地知識網路中斷了。《禹貢》以晉南為中心的空間藍圖與周人以關中和嵩洛為中心的天下觀並不相容，也不符合商人以鄭州和安陽為中心的空間格局，以及二裡頭以洛陽為中心的視角。考古所見，只有在龍山時代晉南才是早期中國的核心區，這是唐叔冊命中在夏墟建國的地理知識的來源。因此，要採取深度歷史和長時段的眼光，才能理解《禹貢》空間理念形成的社會文化背景。

同時，也要充分考慮到《禹貢》的文學性，該文本對九州地理空間的雙回環敘事順序具有濃厚的表演性，接近宗教儀式上使用的頌詞。通過儀式性的神遊九州空間，用身體的技藝來控制與喚起山川的力量，這個具有薩滿教特徵的知識傳統來自對龍山時代的記憶，也是龍山時代對當時氣候劇烈變化所造成的環境危機的某種宗教回應，核心證據是龍山玉器的大範圍、跨區域分佈，以及這些玉器造型在中國山川祭祀傳統中的象徵意義。同時，《禹貢》對山川知識的彙集和對金屬礦藏的描述，具有青銅時代之初資源勘探活動的特徵，以及在一種新的知識傳統之上對地理空間進行分野的嘗試。因此，它是一個具有政治色彩的宗教文本，或是具有宗教色彩的政治文本。它的出現標誌著一種新的以金屬為中心的地理知識體系的形成。從考古角度來看，這個過程可能在龍山—二裡頭時代已經發生，是早期王朝形成的知識前提。

我們可以將《禹貢》看作一個宏大的地圖，來象徵性地呈現出華夏空間理想。這種具有史前宗教特徵的空間理想進而成為早期國家政治實踐的藍圖，並通過秦漢帝國的建立最終實現。在戰國晚期群雄的眼中，它已是古老的傳說，雖然其不合時宜的雙回環空間佈局最終被以中央集權為趨向的國家官僚制度所取代，卻在道教的禹步儀式之中留下了依稀的身影。我們因此也可以說，《禹貢》裡涉及的山川、河流與貢物本身就像現代地圖的網格一樣，是構建空間的基本元素。這種研究背後的知識脈絡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初，人類學、社會學與漢學尚未分野的時代，法國學者葛蘭言（Marcel Granet）首先提出了關於《禹貢》的宗教性與表演性的觀點。在留法學者徐旭生的影響之下，邵望平在八十年代開啟了用龍山時代考古去理解《禹貢》的嘗試。《問鼎》一書獨到之處在於，吸收了已有的考古學和漢學討論，並結合新的環境考古與社會考古的成果，以人類學視角，從長時段對《禹貢》背後的考古文化加以全面梳理和整合。

從古典學的角度，李旻對古典文本中的空間性、物質性與表演性的關注與理查·里爾（Richard Neer）和蕾斯理·刻爾克（Leslie Kurke）最近合作出版的《品達、歌曲與空間：通向一個詩歌考古學》版（Pindar, Song, and Space: Toward a Lyric Archaeology，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九年）有諸多方法論層面的呼應。品達是西元前六世紀後期與西元前五世紀古希臘的流動詩人，他為在奧林匹亞、德爾菲等泛希臘（panhellenic）空間競技的獲勝者寫了大量勝利者頌歌（epinikia）。無論對於初入希臘詩歌的學子還是古典學家，品達詩歌是出了名的難讀，除了品達語言本身的晦澀之外，更重要的是品達詩歌裡包含了各種看上去毫無關係的意象。里爾和刻爾克的書要傳達的一個資訊是，文學研究者只有跳出品達詩歌本身，去關注品達詩歌所涉及的物質文化、空間特徵及背後的社會經濟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品達詩歌裡記載了什麼。在兩位作者看來，在沒有現代意義上地圖的古代，品達詩歌中的空間呈現可以看作一種「地圖」。

不同的是，任教于芝加哥大學的里爾是古典考古學家、藝術史家，而刻爾克是新歷史主義學術路徑中的古希臘文學專家，與李旻以考古學家一己之力「單挑」考古與文本不同，里爾和刻爾克的書是考古學家和文學研究者的合作。同時，里爾畢業於北美古典學重鎮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師從著名古希臘藝術史專家安德魯·史都華（Andrew Steward），刻爾克也是里爾在伯克利的老師之一。在里爾之後，後來史都華和刻爾克也共同指導了多位能同時掌握物質文化和文本的考古學家、藝術史學家，他們大多佔據了北美古希臘藝術和考古領域的要職。正如芝加哥大學近年來新聘的另一位同樣畢業于伯克利的古希臘藝術史學者塞斯·艾斯特林（Seth Estrin）在其關於古希臘雕塑的博士論文裡「致謝」所說：「首先，我要感謝安德魯·史都華，從他那兒我學會了怎麼閱讀古希臘雕塑；其次，是蕾斯理·刻爾克，從她那兒我學會怎麼閱讀古希臘文學。」因此，像里爾和刻爾克在序言中說，他們的書沒有明確分工，已經無法分清哪裡是里爾所寫，哪裡是刻爾克所寫。從微觀角度，這是里爾和刻爾克多年師生和同事關係所達到的默契；從宏觀角度，也是古典學內部不同子領域（這裡主要是古典考古學與古典語文學）能在尊重對方學科差異情況下，可以有效合作的一個縮影。

而《問鼎》則是完全在漢學以外的理論框架下出現的，正如前面提到的，李旻是基於密西根大學的考古人類學傳統，甚至他的老師也並非中國考古專家。因此，如果里爾和刻爾克的書展示的是古典學內部本身的學科範式演變，李旻的書則是人類學外力介入漢學。這一點則又與北美的漢學（早期中國研究）版圖有關。早期中國研究可以說是一個內部多元性不亞於古典學的領域，就中國國內而言，其所涉及的領域也涉及中文（包括文學、文獻學、語言學、文字學）、歷史、考古和哲學四個學系。但是，北美除了人類學系以外，歷史系、比較文學系等對早期中國研究的容納極其有限，使得早期中國學者主要都在東亞系。而東亞系又不是中國古典學系，除了少數學校外，主導北美東亞系的基本是近現代研究。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也許更能理解李旻從人類學內部使中國考古學向文本「回歸」的意義。因此，儘管我們不需要同意《問鼎》書中對每個問題的具體觀點和結論，但從古典考古學的脈絡看，這部書在方法論上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Li Min，Social Memor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庚子丙戌甲申。諸行無常、諸漏皆苦、諸法無我、涅槃寂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