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明白，我的研究方向从不意味着一种“拥有”，其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缺失”。而作为一名有志于政治研究的大陆学生，所能做的就是一遍又一遍地检视自己过往的生活，发现自己的伤口和缺失，而后把自己的缺口剖开，解释给很多没有受过伤害的人听。

川瀏覽博客來，看見了自己（只有頭9本）！雖然就那麼的幾本，都沒有全部上架（抑或某些已落架？川不知道呢），而且似乎都是缺貨的（當然啦！絕版好久了），但還能找到資料，感覺蠻「恍如隔世」似的。然後，視線視線掃過了《魔音》的幾本（也是沒有上齊９冊），注意力落在了《戀魂不散》。

我的手機桌布不知道多久沒換了。一張香港民主女神的海報，左右兩側「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字樣，總是提醒著我三年前的那場抗爭。我並非沒想過要換掉桌布，但我很害怕，害怕我一旦換了桌布，腦中殘存的記憶會慢慢消逝。我不想背叛香港人，我不能遺忘他們所做出的那些犧牲。

片名「一級指控」，已經點出了電影的套路與現實的問題。歸根結底，本港政治的優先出牌的權力，目前還在控方——也就是律政司——背後的特區乃至中央國家機器當中，而不是律師所象徵的專業人士或被告所象徵的基層市民。出牌之後，就更不是一場公平的牌局。題眼恰恰在於這個引發曾志威情緒波動、殺害死者的詞匯「裙底仔」。

来自「香港不是大商场」电台

「如果能夠選擇，我願意回到那個定約的夏天，那年，我十九歲。這，不是玩笑。」「新香港人」的思想如水變換，日月星移，清如希望繼續記錄下去，「過去兩年，在2020年收筆後十分迷失，出書後我感到我有一種記錄香港的責任，我想繼續記錄香港故事，跟香港人同呼吸。

看着這兩三年的自己，我開始放過practising artist這個說法。因為這兩三年來，我也好像沒有practising。我只是攬着過往的創作，依舊在特定的場合自稱為藝術家。

香港是最西方的東方城巿，也是最東方的西方城巿。香港人很容易在兩者之間搖擺，無論立場和生活方式，無論平民或高官。我們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打工仔，老闆指命必達。

2019年6月9日，烈日當空，100萬人走上街頭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草案。維園裏人山人海，當時23歲的攝影師范家朗沒有拍攝密密麻麻的人群，而是把鏡頭對準等待出發的一張張孩童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