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个月的时间，从“必须辞职”到“后悔重考”，一位“体制内”工作人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经历了丰富的心理变化。从这位女士的表述中，可以看到所谓“体制内”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存状态，也可以看出“逃离体制”和“拥抱体制”的社会思潮之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存状态和生活心态。

现在我明白了，真正促使我离开的是一种存在主义危机。我看过一些人在四十、五十岁的年龄从体制里出走，他们突然推翻了之前的人生，彻底改变轨道。这个“体制”不仅仅是指公职，而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主流式生活。他们辞职、离婚、移民、重新求学……决定去做自己一直以来渴望的事。

“对上负责”是整个制度里最为心照不宣的规则。

我身边的几个年轻同事，对象都在体制内”，聊到同事的婚姻状况，在某事业单位上班的小胡说，“现在基本上体制内和体制外不通婚了”。一、 如果把时间往前调二十年，我们能看到不少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对象不是体制内工作人员。而今，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年轻人，找对象时都有一个前置条件：对方是有编制的正式员工。

现在经济的总体状况不容乐观，更多的人放弃接受挑战，放弃梦想，追求稳定。这是不对的，我认为，这是在为自己挖掘坟墓。

这是一个对话系列，一个中年与青年的探询式对话，一个以苏格代称，一个以拉图代称，但未必只是两个人，也欢迎感兴趣的读者加入对话。----------------------------------------------- 拉图：我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袁英红等人在上级机构及保护伞的支持下，以全面牺牲医院公平正义为代价，医院的发展机会大部分为权势集团所垄断，让丁祥武等人一部分人富起来变成只让一部份权势集团的成员暴富；同时医院“市场化”又成了当权者放弃维系医疗公正的责任、甩社会福利支出的“包袱”，增加看病难和看病贵。

武汉市卫健委和医疗系统的权贵将一个劣迹斑斑的武汉市第四医院指定为新冠疫情发热定点医院却不追责和整改，隐晦的用袁英红和丁祥武等人指向羞辱中共体制，与此同时，武汉市第四医院还以实际行动侮辱党和政府，证实了长江日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宣传。

武汉市卫健委和医疗系统的权贵将一个劣迹斑斑（长期滥权和腐败）的医院指定为新冠疫情定点医院却不追责和整改，隐晦的用几个处级干部和科级干部指向羞辱中共制度，即使隐秘的把医务人员和患者的生命安全放在最末一位落到实处，也不愿意公开表达信息的可信和自由流动、基于事实的政策选...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很多人还在谈论丛林社会弱肉强食，越到底层越残酷。道德崩溃是可怕的，人心险恶到无以复加，如果当谋财害命成为一种工作方式，整个医院都成为斗兽场，你死我活的现实剧不断上演，把医患底层人士的那点人性消弭于无形，留下的只有贪婪，无耻和愤恨。

中国很多人的观点是这样的：承认社会有一定问题，但是都不能挑战国家的稳定，国家稳定是最重要的。也就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我们试着用他们可以接受的语言来讨论一下。他们认为，从国家角度来看，公权力侵犯这样一个一个的人的权利都是不重要的。国家稳定是最重要的。

小编按：经常有人批评北京对政治的改革落后，其实不然。本文很好的回答了这一系列问题，小编转载以飨读者，侵删。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dsoLeCECsse7dmYFnc4cg ✪ 房宁、张茜 /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文化纵横》微信...

无论是相比于1989年蒂姆.伯顿的《蝙蝠侠》，还是2008年诺兰的《蝙蝠侠：黑暗骑士》中的两款反派小丑，托德.菲利普斯的这版小丑都十分世俗、日常和生活化。《小丑》注重的不再是作为超级英雄蝙蝠侠电影中必不可少的反派，而成为他自己电影里的主角：“在20世纪80年代，一位生活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