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盛

「人民」「公民」是須予區分的。「公民」是相對於非本國國籍的人的法律概念，「人民」則是相對於敵對份子的政治概念；公民包括人民，也包括不被視為人民的敵對份子。

確保教師不因履行專業問責而遭受不利待遇，也就是由紀律到升遷都必須經過專業審視，是促進專業問責從而促進幼兒教育所必需的，教師秉承專業問責向權勢說真話，是理應鼓勵，予以肯定的。

學生之間的發展、訴求或需要均不盡相同，則教師就不同學生之間的全人教育作為價值的問責，便難免存在內在的差異甚或矛盾，這種眾數或多元問責(Plural Accountability)的內涵是尚待釐清的。

本文主要以香港資助幼稚園的教師工作為主要語境，分析「教育問責」(Educational Accountability)的基本理解。……文中選用若干香港幼兒教育的議題為分析例子，包括自由遊戲、質素評核、國民教育、教師人手計算以及身教的公私界線等，用例雖以幼兒教育為主，但問責量度與重…

本文各篇題目如下：一件生活瑣事 / 一次集會開始前的見聞 / 歡迎一位校友的經過和感受 / 一個令我敬畏的人 / 使我印象深刻的楊老師 / 她曾經是露宿者 / 家文的經歷和我的感受(2篇) / 盪鞦韆的小孩 / 鞋子的自述

Mayer的案例中，美國法院主張，保障學生作為「被迫受眾」(Captive Audience)接受合適資訊的職權，寧願交予政府而不讓教師負責，因為公眾可以通過選舉向政府問責，而教師則享有實任的職業保障(tenured)。較民主的政體重視權力制衡，於此又可見一斑，和坐擁絕對權力以攫取利益的政權，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設計時經常考慮「豐富輸入」和「有形可學」，原理在於協助學生建立一定的schema而已。

我仍然沒說出半句來，不要怕，練習過很多次的，我默默地想著，紅著臉，低下頭，呆站著，不要望向任何人，只看著自己的鞋尖。

接受如此這般的「正向教育」而成長過來的學生，經歷熱鬧過後又怎會失落呢，他們應該感到那只是「負熱鬧」或「還有熱鬧空間」才對啊！

我曾就論述寫作的教學作出嘗試，其一是寫出一些教材，有時故意留下一些歪理、離題等等的學習點，有時是一題多作以便從比較中學習。以下各篇，即這些教材，歡迎老師採用、賜教。

2013年前後，我便嘗試過好一些借用電影於寫作教學的設計，既用於自己的教學，也在教師專業發展時與行家分享過，為此也累積了好一些用作教材的篇章。教材不是「範文」，但求過一下寫作癮，也方便佈置教學點子而已。

約在2011年間，為了讓學生有一定的構思路徑，我則嘗試極度簡化 Jean Baudrillard 的「物體系」作為文章構思的策略之一。以下各篇，即為當年為此寫下的教材。

《原君》等三篇，論及天下、君主、人臣、萬民等，以及公共事務應有的關懷，正是公民教育的核心課題，即國家、政權、執政者、政府官員及人民的關係等，以這三篇選為公民教育教材，可謂適切合宜。黃宗羲的論說不應因為古今語文差異而讓當代教育所遺忘，是為本篇今譯的緣起。

「做一個愛國的公民，就要忠實履行公民的義務和責任，遵紀守法」，那麼，林覺民參加革命推翻滿清政府，是否因為沒「遵紀守法」而不算愛國者？1940年代共產黨要推翻國民黨政府的「解放戰爭」，會否因不「遵紀守法」而不算愛國？

只撒種不種田的話，根本就無需學校，學校之設，如同種田，是刻意為之的，即使學生自修、自主學習或自選活動，嚴格來說，均是一種有意圖、有目的的經營或安排，這個意圖或目的，可以宏觀至教育宗旨，可以微觀至課堂目標，簡言之，就是評估成效時不能忽略的初衷。

人民從壓迫和剝削中得到解放，追求自由的主題也很清晰，也正是《義勇軍進行曲》中「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所表達的。

南亞裔學生即使在本地成長，其文化卻並非漢文化，考卷難度只有更甚。從考試用以識別學生能力的功能而言，由篇章內容至出題措辭，均宜減少文言成份和文化內容，這是無須修訂《課程指引》和《評核大綱》即能做到的，對考試效度不但無損而且有益。

鼠中有智者謂，仗人之竉，非久長也。遂與某氏商，立宅法，明訂主唯鼠，人乃僕，如臣從君，子侍父，違者驅，不得居，其例恒，永不更。

長期以來，為了完成「非教學工作」，幼兒校長和教師便只好犧牲自己下班後的私人時間、家庭時間，甚至出現「有時間教好他人的孩子，沒時間教好自己的孩子」的荒謬現象。這亦是幼兒教師流失率偏高的一個原因。

本文嘗試應用Krathwohl等的體系，以責任感和公德心為例，敘寫可較易於施教和評估的教學目標，希望對學校教師具體操作有一定的幫助，循此思路，亦可望避免情意評估中的兩種常見錯誤，一是以為是為學生表現的情意下道德的或好壞的判斷，二是忽視局限而流於粗糙、簡化或誤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