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何会失败，又为何会成功

周六淅淅沥沥的秋雨如期而至，路上车流拥堵。从游泳学校开车出门，市民馆门前却熙熙攘攘。我停车到对面的便利店，拿了一杯红茶，作为早饭。听起了今早更新的对许成钢教授采访的播客。

诺奖公布已有些时日，我最感兴趣的除了物理学，就是经济学。但作为门外汉，理解能力着实有限。只能拾人牙慧，学习那么一知半解。

听金玉良言，愿醍醐灌顶。

国家为何会成功或者失败？

在谈话开篇，许成钢教授通过对朝韩对比和拉美与美国的经济差异的讨论，指出制度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例如，韩国如今是人均GDP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的国家，而北朝鲜依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美国在经济上远比拉丁美洲国家繁荣，但在同为新大陆的国家之间，为何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异并非源自地理、文化或资源丰富程度的不同，而是因为它们采取了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制度。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他们合著的《国家为何失败》一书中提出了核心观点：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它的贫富，但经济制度背后真正决定国家命运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政治制度能够决定经济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因此要探究国家为何成功或失败，必须先理解它的政治制度如何影响经济。

发展中国家能够转型为发达国家的前提是具备民主宪政制度。回顾过去100年里，从发展中国家变为发达国家的例子屈指可数，除去资源丰富的产油国家外，成功的转型例子仅有少数国家，如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等。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就是与众不同的制度，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即便拥有资源，如拉丁美洲国家，仍未能实现经济腾飞。这种规律性说明，只有具备某种特征的制度的国家才更有可能实现长远的经济发展。

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开放贸易和分工的全球经济体系应该会导致各国的经济发展逐渐趋同，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并未趋同，反而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理论的失败，促使经济学家重新审视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只有从制度出发，才能解释为何有些国家在相同的经济环境下取得了成功，而有些国家却未能发展。

什么是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实际上是经济学的起源。亚当·斯密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就是制度经济学。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讨论的主要问题都是围绕着制度展开的，所谓的“古典经济学”可以被理解为制度经济学。然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人们有意识地将经济学界定为“资源配置的学科”，试图把制度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于是，现代经济学被局限于市场经济的研究，排除了制度因素的影响。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制度似乎被“隐藏”起来，但实际上它依然存在，只不过其研究重点放在了市场经济。许成钢教授指出，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遇到制度性问题，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发达国家经济等现象中，制度因素变得不可忽视。因此，制度经济学重新进入经济学的视野。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中，科斯的工作被认为是一个起点。之后，诺斯、威廉姆森、哈特等学者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研究表明，大量经济问题离不开对制度的讨论。无论是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还是全球金融危机的解释，都需要将制度纳入分析框架，才能更全面地理解经济现象。

制度经济学是否是科学？

人们常常质疑，制度经济学是否属于科学，甚至整个经济学是否是科学本身都成为一个辩论的话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明确“什么是科学”。

科学的定义在于它必须区别于哲学和数学。其核心准则是：科学必须以“事实”和“证据”作为起点和终点。因此，如果一个学科的研究不以事实和证据为基础，它便不属于科学。在经济学中，有些学派如奥地利学派，因不注重证据验证而被认为与科学划清了界限。因此，判断制度经济学是否为科学的关键在于，它是否关注社会、经济和人的行为的基本事实，并从这些事实中出发。

科学的另一个基本特点是，它不仅关注事实和证据，还试图寻找背后的规律性现象。为了揭示这些规律性，科学需要一定的抽象和推理过程，即所谓的“建模”。不过，使用数学并非科学的唯一标准。很多生命科学领域并不以数学为核心，但仍然是科学，因为它们关注的规律性现象可以通过逻辑推理获得。因此，科学的本质在于对规律性的探寻，而不是使用数学与否。

在这种背景下，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性便显而易见了。制度经济学关注社会和经济系统中的制度性因素，探索这些因素对人类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规律。自1991年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颁给了多位制度经济学领域的学者，这些获奖者的研究均满足科学的特征，即以事实为基础，探索规律，并通过实证验证所发现的理论。这些学者中，有些更侧重于证据，有些则注重理论的提炼，另一些则兼具理论与实证。以今年获奖的阿西莫格鲁为例，他既是一位理论家，也是一位实证科学家，充分体现了科学的全面特征。

制度经济学中有什么规律？

路径依赖理论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提出，认为国家的制度演变往往受到其历史路径的影响。不同国家的制度变化与其过往的制度密切相关，因此过去的制度往往决定了未来的制度走向。这种制度的“路径依赖”会对国家为何成功或失败产生深远影响。

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指出，制度变迁的过程并非随机，而是受到历史因素的深刻影响。例如，诺斯解释英国的光荣革命为何能够成功，就是因为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前的几百年里已经在朝着宪政制度的方向逐步演进。当时的英国国王并非绝对君主，而是受到贵族联盟的限制，因而具备了一定的宪政基础。这种历史路径使得英国的宪政制度最终得以确立。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等学者的工作进一步扩展了路径依赖理论，他们关注殖民时期的制度对后续发展的影响。例如，西班牙的殖民地制度是一种“掠夺性”制度，旨在对殖民地进行资源榨取，而这种制度路径依赖导致了后来的拉丁美洲国家难以形成稳定的宪政制度。相反，许多英国殖民地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其殖民者多是移民，他们建立的制度较多强调自治和法治，因此这些国家最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宪政制度。

路径依赖并不仅仅是因为历史惯性，而是因为一些制度的“基因”深深植根于社会中。许成钢教授提出了“制度基因”的概念，即指那些在历史演变中不断出现并影响制度发展的核心因素。例如，权力的结构、产权的分配，以及支持这些结构的社会共识，都是制度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如果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就更难实现宪政制度；而当产权分散、权力结构去中心化时，宪政制度的可能性就更大。

制度的稳定性不仅依赖于法律和制度本身，还依赖于社会成员对制度的认同。举例来说，英国的宪政并无成文宪法，而是建立在习惯法和社会共识之上，这种社会共识使得英国宪政制度数百年来得以稳定运行。在一些缺乏社会共识的国家，即便有宪法，宪政制度也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因此，社会共识也是路径依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种路径依赖并非不可打破，但需要具备相应的社会共识和制度基因，才能为新的制度模式提供基础。

中国大陆的案例

关于中国的改革与制度，许成钢教授在谈话中详细分析了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他指出，中国的改革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私有化和全球化。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这两个制度性变化，但正是这些成就背后所隐含的问题，导致了面临的挑战。

私有化使得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动力。改革早期的私有化从土地的使用权开始，虽然并未真正实现完全私有化，但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半私有化”，大量私营企业得以出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全球化则通过经济特区的设立引入了外资，这些特区内的法律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然而，这些改革成就也带来了制度上的矛盾。虽然私有化和全球化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这两项改革也威胁到一些群体的的核心利益。因为私有化要求保护私有产权，而全球化引入了外资、推动了法律的变革，这些都与一些团体的核心利益存在冲突。许成钢教授举例说明，缺乏司法独立会导致股市发展不健全。股市作为产权交易市场，要求司法保护私有产权，但是，没有独立的司法使得私有产权难以受到有效保护，因此股市无法得到健康发展。这只是许多经济问题中一个突出的例子。

在当前制度背景下，司法独立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而接触经济发展的种种限制。这将成为改革过程中始终绕不过的挑战。虽然在改革之初，推动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挽救一些危机，但这一过程中所引发的制度性变革反而成了另一种危机。

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否则必然会遇到瓶颈。中国经济的未来不仅取决于经济政策的调整，更取决于能否解决制度上的问题。

路径依赖

宪政制度的建立需要一系列特定的制度基因，即权力和产权的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共识。

宪政的核心在于权力和产权的分散。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制度，产权必须归属于个人，权力则应分散至个人、社区和基层，从而形成自下而上的权力结构。这意味着制度必须依赖于广泛的社会共识，以确保权力不会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许多失败的民主转型案例，往往是因为缺乏这种制度基因。例如，在一些国家，即便制定了宪法，名义上实行多党制或议会制，但因缺乏真正的社会共识，民主制度并不能实际发挥作用。相反，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尽管没有成文宪法，但其宪政制度得以稳定运作数百年，根本原因在于深厚的社会共识和权力分散的传统。英国军人对宪法的效忠，而非对个人或上级的效忠，使得军事政变几乎不可能发生，从而确保了宪政的稳定。

美国战后在日本的成功民主转型并非仅因为占领和宪法改革，而是由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民主宪政基因和社会共识。相比之下，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民主改造却以失败告终，因为这些地区缺乏支撑民主制度的制度基因。

因此，宪政的建立不是依靠外力或激进革命可以实现的，而是需要长时间的制度基因的培养，逐步在社会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共识。仅有外力推动或突然变革并不足以维持制度的长久发展。这一观点揭示了制度演变中的路径依赖现象，也表明了实现宪政的根本性挑战。

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制度是一种外来的现代化制度，主要由苏共传播至世界各地。该制度在东亚一些国家之所以能成功扎根，例如北朝鲜，是因为它与这些国家古代的一些制度特点相吻合。

苏联的极权主义制度基因包含三部分：沙俄的专制传统、俄国的秘密恐怖组织，以及东正教的意识形态。东亚国家古代的制度基因中，两个核心部分与此相似：一是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即“地质”（帝制），二是长期存在的秘密社会（例如地下会党组织）。虽然缺少东正教式的宗教成分，但共产国际通过秘密组织和意识形态教育，将这一制度基因传入世界，为极权主义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共产国际不仅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还提供了资金、武器和军事援助，直接建立起了分布世界各地的支部和组织。

一些东亚国家，古代的帝制和秘密组织的存在，使得极权主义制度与历史和文化相互契合。这种契合形成了制度上的路径依赖，使得建立了牢固的极权主义政权。在这种体制下，暴力控制和意识形态洗脑成为维持政权的关键手段，而这一制度的根基则深深植根于这些国家的制度基因之中。

极权主义制度的发展路径与其他政体不同。极权主义制度的延续不仅依赖于暴力控制，更依赖于一种深刻的社会共识，即通过洗脑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比如，“没有金正日同志，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和明天！”这样的共识在民众中深入人心，使得政权得以通过共识而非单纯的暴力维持。在这种制度下，即便民众面临制度上的不公与压迫，反抗的可能性也被大大削弱。

极权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成功扎根，不仅仅是因为曾经的苏共的支持，还因为它与古代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和秘密组织相似。这种“制度基因”形成了路径依赖，使得极权主义制度得以生根发芽，形成了深刻的制度惯性。

讨论

我个人，对其中使用的分析框架比较感兴趣。在第五部分对中国改革与挑战的分析中，运用了一个制度变迁与制度冲突的分析框架。该框架的核心要素包括以下几点：

1. 制度变迁的推动力：改革的成就主要来源于私有化和全球化，这些因素带来了经济活力，推动了经济增长。制度变迁在这里指的是通过引入私有产权和外部市场，使封闭的、国有主导的经济向市场导向的体系转型。

2. 现有体制的局限：改革成就与现有的政治体制存在内在冲突。目前的体制依赖于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私有化和全球化则要求分散产权和保护私有财产，这两者之间形成了制度上的深层矛盾。

3. 核心矛盾的制度性表现：在具体经济现象中，这一矛盾表现为司法独立的缺失。例如，股市的表现不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有效的产权保护和司法独立。这一现象揭示了在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市场改革和私有化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制度性限制。

4. 改革的制度瓶颈与路径依赖：改革过程中意图通过经济发展来巩固政权，但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制度性的瓶颈。改革的制度瓶颈根源在于缺乏分散的权力结构和私有产权的司法保护，而这些正是有效市场经济所需的核心基因。这种困境是正是制度路径依赖的结果。

这一分析框架综合了制度变迁、制度冲突、路径依赖等多个理论视角，从而解释了中国改革在私有化与全球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为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再讨论

运用这套制度变迁与制度冲突框架，我也可以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过程做出以下分析：

1. 制度变迁的推动力日本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重要时期：明治维新和战后改革。明治维新使日本从封建体制迅速过渡到现代化国家，通过引入西方技术、政治和教育体系，建立了一个较为强大的国家经济基础。战后改革则在美国占领的推动下，进行了经济和政治的彻底重构，引入了新的宪政制度，并进行了广泛的土地改革。战后的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日本成为发达国家的基础。

2. 现有政治体制的局限日本在战后建立了宪政制度，这使得权力从战前的高度集中（如军部的极大影响力）转向了分散的体制，权力逐渐向民选的议会和行政部门转移。然而，在这种新体制下，日本依然保留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一些行政权力的集中现象。例如，日本的官僚系统在战后仍然保持强大影响力，甚至在经济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强势官僚体制尽管推动了战后经济奇迹，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的灵活性，尤其在19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表现尤为明显。

3. 核心矛盾的制度性表现在战后经济增长时期，政府和企业之间形成了“官民合作”的关系，这一关系推动了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了弊端。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陷入了“失去的三十年”，在此期间，由于官僚体系的固化、金融改革的滞后和企业创新能力的下降，日本经济长期低迷。这一现象反映了体制内存在的制度性矛盾，即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高度干预与市场自由化需求之间的冲突，导致了日本在应对经济危机时缺乏足够的灵活性。

4. 改革的制度瓶颈与路径依赖日本经济的制度性瓶颈在于其对官僚体系和企业间利益联盟的高度依赖，这使得日本在经济结构调整中难以迅速适应新的全球经济环境。例如，日本的劳动市场仍然较为僵化，企业难以引入新的人才和技术。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日本在金融危机后难以彻底改革其经济结构，反而继续依赖战后建立的高度整合的产业结构和长期雇佣体系，限制了经济的活力和创新。

5. 改革的困境与未来挑战日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打破路径依赖，推进体制内的改革。随着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加速，日本需要对其金融体系、劳动力市场和政府干预机制进行深层次调整，以适应新的经济环境。然而，由于制度性依赖，官僚体系和企业集团的利益联结，改革面临重重阻力。未来，日本若想恢复经济增长动力，必须在保障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步进行制度创新，提升市场的灵活性，鼓励企业的创新能力，以突破长期以来的经济低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