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服装工人的变化与流动：在城中村改造与电商巨头夹击中生存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Wai
原文发布时间｜02/12/2025

广州的盛夏很是熬人。阳光将路面的雨水蒸发，会形成一层既湿又热的空气。在城中村里面，紧靠而建的房屋阻挡了阳光，地上的雨水蒸发得比较慢。走在这些巷弄里，反而比外面的街道更凉快一点。

对于在村内工作的打工人来说，这是他们最熟悉的环境——从上班、居住，饮食到日常用品，只要开电瓶车10分钟就能一应俱全。另一方面，短期、非正规的用工方式，以及跟城市福利体系的区隔，又让他们随时准备好“提桶跑路”。这种既自成一角但又能到处漂流的生活状态，在城中村里的服装业工人之间仍然常见。

自从2022年疫情期间广州海珠区康鹭片区（即康乐村与鹭江村区域，以下简称康鹭片区）爆发群体性事件，外界对城中村服装厂的关注度一直没有完全消退。疫情封控造成的生计危机，反映了这个群体长年的处境：“脏乱差”的环境、日以继夜的劳动和旧改中不确定的前路。而这些又仿佛与二十多年前北京“浙江村”遥遥相应。

然而“浙江村”终究只是一个类比，像北京般凌厉的大改造并没有在广州发生。疫情时显得摇摇欲坠的服装行业，随着疫情后订单回升又稳定了下来。在康乐、鹭江两村，虽然旧改规划势不可挡，但比起被清退，这些打工者更多是再次流徙到广州的其他角落。外界对于这两条村子本身的密切关注，容易让人忘记了这群服装工人本来就是高度流动的群体。在旧城改造以外，服装行业生态的转变同样改变着这些工厂的处境。

番禺：CBD与城中村服装厂的交织

从广州番禺区的大石地铁站出来，循两个相反方向能分别步行到植村和礼村。同样位于地铁站外10分钟左右的路程，两条村的环境却有一点微妙的差异。靠近长隆动物园北门的植村，外围修路工程更密集，路过车辆更多，行人在路上行走也有点困难。村内的农民房房租也被拉高，村里遇到的一位大姐形容这里近900块月租的单间为“喝血”。快餐价格也比其他村子贵几块钱。相对来说，礼村就热闹许多。从人行天桥跨过新光快速路来到村口，映入眼薕的是拥挤的街道和商店。快餐在这里比较便宜一点，15块以内有很多选择，房租也介乎350到500元不等。

服装厂聚集的地方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农民房改装而成的小作坊，通常位于农民房底层的商店位置，门口宽阔方便出货。有一些楼上民居部分也会改成作坊，员工就需要经居民用的楼梯上楼开工，通常人数在10人以内。另一种是村级工业园的中型工厂，规模稍大，每家占一到两层楼，人数由几十到100人不等。少数更正规的会设有前台和车间门禁。在礼村和植村，农民房改造而成的作坊更为常见，即使是正规一点的厂房，规模也相对比较小。只要拐入任何一条窄巷，都会见到一整排由农民房改造而成的小作坊，门口还坐着大姐，熟练地把衣服摺好放进包装塑料袋。

从大石出发，十多分钟车程就能到达南村万博商圈。按照滴滴司机的说法，这里是番禺区政府集中开发的CBD区，将来要成为“番禺的珠江新城”。话虽如此，这些商务大厦和朴素的农民房之间还是只有一步之遥的距离。沿着万博二路往北走15分钟，能来到番禺区其中一条主要干道、近两年才扩建完成的南大干线。它像一条边界般划分了旧改进行中和尚未到达的两个区域，在另一边就是两条城中村——塘步西、塘步东村。

这里的服装厂普遍都比大石的更有规模。光是塘埗西村已经有好几个中等规模的工业园，劳动空间比较正规，甚至有一部分提供宿舍。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类型：旧商厦改建而成的车间。有一些商厦，最低两层是超级市场，进去爬楼梯多上几层就会发现楼上每一层都是工厂车间。这种车间比较接近工业园里的正规厂房，消防设备比较完善，但空调依然仅限办工室区域才有，车间区域连整烫部门也没有空调。

服装厂工人的技术与流动

在小型工厂，老板和员工身份有时是可以互换的。较低的资本门槛，让那些有一定积蓄和人脉的制衣工人也能成为老板。小厂老板参与劳动的情况也不罕见。冚车工S哥（化名）入行二十多年，在礼村里一家叫PX（化名）的服装厂工作了一年多。在这里工作之前，S哥也在番禺自己开厂。但是自从孩子出生后，为了确保有事能请假回家照顾小孩，决定放弃当老板，重返打工人行列。不变的是，无论是打工还是自己设厂都没有缴纳社保。对于长年弯腰工作造成的背痛，S哥也无法在广州的公立医院动手术，只好忍痛到放假回山东老家再处理。

虽然街道上、房子外墙上都贴满招聘告示，但并不代表人人都能轻易在这里找到一份服装行业的工作。有别于大厂的流水线生产，小厂采用一种俗称“整件起”的生产安排。“没经验，没有人会要的。”S哥一句话打消了没经验年轻人在这里找工的念头。

除了基本分工，包括裁床、平车（普通缝纫）、冚车（锁边）、查货，以及各种尾部工序外，基本上不再作更精细的分工。也就是说，缝纫工人需要熟习工艺单，准确无误地完成十多个加工步骤，再让下一阶段的冚车工人进行锁边工作。即使是普通休闲服，在如此繁杂的工艺和速度要求下也会变成一份技术活。这种安排让工厂同时生产数十款不同款式，又能迅速切换到另一款式，正好满足近年愈发盛行的也是SHEIN成功之道的“小单快返”模式。有时候，为了提高效率，两三个工人会自己组队，每人分别负责一部分工序。但由于他们需要瓜分计件价格，为免争执，一般只会跟相熟的人组队。

既然是技术活，那么新人能从学徒做起吗？在塘步西R厂遇到的N姐是这样讲的：“我们这里没有人教，就算有人教也要半年才能上手，完全不懂的新人是赚不到钱的。按现在的单价来算，可能每个月赚到的都不够生活开销。”没有保底工资的计件制之下，产量少的人可能连糊口都有困难。即使是愿意接收新人的厂，也必须在厂里有熟人肯教才会收。刚开始时不付工资，只提供附近食堂的饭票，“满师”最少要三个月到半年。而满师跟熟炼还有不短的距离。

唯一能在这群熟练工人身上学到一招半式的，很有可能就只有他们的孩子了。若是在寒暑假里，工厂除了用来生产，还增加了带孩子的功能。车间里面不难遇见初中年龄的青少年在工位上操作缝纫机。虽然比较正规的工厂会在门口贴上严禁童工的告示，但是让孩子坐上工位学习一门谋生技能，对父母来说始终是一件必要的事情。一个带着15岁儿子开工的大哥说：“学习不好，学会踩‘电车’（缝纫机）也是一门不错的营生。”然而，这个行业对于年轻一辈有多大吸引力，父母们也是心知肚明的——光是工作时间也很难忍受了。随着就业选择的增加，服装行业也不像二十多年前般具吸引力。这种带孩子的方式，相比起扎实的职业训练，更接近是一种父母对子女的“家教”。

由于大部分岗位都不设保底工资，只有计件工资，淡旺季和开工速度能大大影响每人的收入。但这里的技术岗位收入还是比一般蓝领要高。歪脑记者跟二十多个来自大大小小工厂的员工了解，一个工人的公司是要视乎工作速度和淡旺季的，平车岗位每月一般能拿到6000到8000元，最熟练的能稳定拿到10000左右；冚车岗位7000到8000多，有时能到10000；裁床更高一点，收入10000元以上的月份更常见；查货也是介乎6000到8000元之间；整烫也是平均7000左右。相对而言，容易找人替代的岗位，收入也会低一点。打包装的只能有4000到5000多；剪线头会更低，甚至会直接外包给村里六七十岁的老人家来做，3毛钱一件。

这种收入看起来似乎已经很可观，可背后往往都是外人无法忍受的工作条件——12小时以上的体力劳动、每月仅一至两天的休息日、以及完全不存在的社保供款。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甚至十二点的工作时间绝不罕见。没有劳动合同、没有保底工资，美其名是容许打工者“逐单价而迁徙”，实际上也确保工厂在没有订单时不需支付工资，订单多的时候又再招回人手，节省了长期的用人成本。在街道上时常遇见成群的求职者在厂门外参详着招工牌，他们大多都是因为原本的工厂没有订单而不得不另找工作。

比平常蓝领高的收入，与其说是对于工艺和手艺的奖励，更毋宁说是因为在服装行业愿意做、有能力做的人有限，而提高了劳动力价格。在广东，服装大厂向外转移，从流水线做起的机会跟十年前相比已是屈指可数，这一行对年轻来说人也不再吸引，结果是能做“整件起”的劳动者逐渐老去。在当地，三十多岁的缝纫工人已经算是小伙子了，大部分都是四五十岁的“大龄”工人。相比之下，包装、剪线头对于村里的主妇来说是照顾家庭以外的一份收入，比较容易招临时工，工价也相应地低一点。

流动性高的工作形态，除了取决于工厂富有“弹性”的用人方式，也和这种“技术工”的身份认同有关。谈到厂里的劳动纠纷怎样处理，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只要有技术，大把厂可以做，又不是只有这一家。”事实上，记者走访遇到的服装工人当中，有十到二十年经验的并不在少数，但在同一家厂连续工作超过半年的大概只有一半。他们不论在用工方式或员工自己的心态上，都更接近是靠手艺糊口的“自由业者”。然而，随着服装品牌SHEIN一跃而成这里的最大买家，这种自由业的色彩又难免有所褪却——他们愈来愈飞不出这家跨国企业的手掌心了。

SHEIN如何改变服装厂和工人

中国跨境电商巨头SHEIN的身影在当地显得愈来愈无孔不入。这家“快时尚”新宠的总部就在万博商务区。在大石，大概每两三家服装厂便有一家能看到堆叠满地的SHEIN塑料袋。在塘步东、塘步西，起码一半以上都是主要为SHEIN供货。来到员岗，基本上每家厂都无一例外的为SHEIN制造服装了。

SHEIN所属的卓天商务公司能够做到每两个礼拜结一次货款，对于厂家来说是非常吸引的条件。对于找工作的人来说，招工牌上“卓天商务货”五字，是单量稳定、结帐准时的保证。但另一方面，SHEIN对行业生态造成的变化，在这里也显得比较尖锐。不光单价下调，款式也换得愈来愈快、愈来愈难。在南村镇QB厂一位40多岁的大哥，在制衣行业做了差不多二十年，对于近几年的行业变迁，他觉得是愈来愈不好做：“现在工价愈来愈低，好多人都走了。很多都外发出去加工的，发到江西、广西、湖南去加工。难做的都留在这里做，可是难的都没办法做出货量。”

这位大哥提到的“裁片外发”是中小型厂常见的做法，一些稍有规模的厂有能力做裁床、查货，但没有相应的车位做加工；也有一些厂没有缝纫部门，只做裁床、查货和尾部（包装等后尾工序），它们会把裁好的布料发到附近工厂或小作坊做缝纫工序。近几年出现一些把裁片发到其他内陆省份去加工的情况。城中村里不难找到面包车和小货车，车身贴上目的地，通常都是县域或县级市，比如江西的赣县、龙南、于都等等。这些专车能做到即天到达，而且每天都能有往返车次，让这种远距离外发也能满足SHEIN要求的生产周期。

近两年，SHEIN和其他新兴跨境电商平台的崛起，产生了一个新的行业术语——“小单快返”。“小单”和“快返”看起来都是很好理解的两个特征：平均不超过200件的订单数量，以及平均仅为几天的生产期限，让品牌可以完全依靠销售数字去决定重新下单或否。

然而，对于生产岗位上的员工，他们最重视的或许是这字眼没有提到的：一直更换款式是很影响效率的。新款式意味着要熟习一套新的工艺单、避免犯错的注意事项、提高速度的窍门。一般来说，每个款式的首单属于试水温性质，只会在比较热门的尺码生产少量货品，首单销量良好才会有件数更多的“返单”。一直没有返单就代表工人一直要熟习不同款式，导致工作速度更慢，单价却相差无几，属于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所以制衣工人重视返单，在单价还可以的时候，返单能让他们多赚一点；单价不好的时候，没有返单便往往会成为工人辞职的理由。

这种策略在业界不是新鲜事。天猫商家“韩都衣舍”的小单快返策略甚至在2021年前已经有深入的学术研究。SHEIN之所以新颖，在于它的供应链管理数字化做得更彻底，而且把这种模式带到海外，甚至将有设计能力和自有品牌的工厂也囊括到自己的供应商网络，成为一种介乎于采购商和电商平台的经营模式。不过，从分工安排、面料质量到用人模式，都没明显偏离于“档口货”这种存在已久的内销产品模式。

SHEIN以低价席卷市场，不过也开始面对欧美消费者的疑问。产品质量问题、款式涉嫌抄袭的疑云、面料的安全性、服装背后的用工情况，也成为国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对于不受平台直接控制的厂家，惩罚是一种有力的管理手腕。“卓天的货没那么严格，主要是走量，但有问题还是会退货的。如果有严重‘红色事故’而退货，商家会额外被抽走一个订单。查货员会按情况被罚300-1000元不等。”一位在植村当尾部主管的大哥这样说。随着SHEIN愈趋贴近传统“快时尚”大厂的标准，这种中小型供应商会不会像拼多多国际平台TEMU的商家一样被罚款压垮，暂时还没有定论。不过在各种各样的质疑当中，对于劳动者情况的关注却是特别好敷衍的。在半夜仍然开工的加工厂，门口贴上的“SHEIN供应商守则”看起来就是一纸空文。

广州城中村改造下工人的“流动”

南村村口一带是一个夜市区域。暮色渐浓，街道两旁也开始摆满小吃摊，挤满街道的由买菜阿姨变成了来买外卖的大学生。东边的广州国际创新城是大学城南扩的产物，从村口牌坊出发，骑共享单车10分钟内能到华南理工大学新建成的校区，20分钟内能到暨南大学番禺校区。创新城也带动了这里的房地产发展，一栋栋的商住小区，在工业区、城中村和大学教学楼之间矗立，比周围建筑高出很多，有鹤立鸡群之感。

“握手楼”组成的城中村社区、村级工业园、旧商品房小区、新近兴建的大型楼盘、摩天大楼林立的CBD区域、大学校园区，还有一个5A级旅游景区，分别散落在一个开车20分钟能历遍的区域。这种城市地景看起来很奇特，但又说不上是孤例。作为集体土地所有制、制造业转型，房地产市场膨涨三者相互作用下的产物，这种多方利益角力的状态，甚至可以说是广州近30年城市发展的一种写照。

城中村和村级工业园无疑是开发商窥视的地块。然而因应位置和开发商的盘算，旧改在每条村子的步伐都不同。在南村村和塘步东村，星河湾集团早在2020年就竞得旧改项目，但差不多四年过去，村民征地方案至今仍然只闻楼梯响。今年年初公布实施的〈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里，南村村、塘步东村分别被安排在2026-2027年推进，塘步西村、员岗村安排在2028-2030年推进。也就是说，即使严格跟随这套规划推行，等到村民和租户切身感受到它的影响，也还有两三年的时间。另一边厢，短短4公里外的里仁洞村，因为地段更有优势，则早已如火如荼地开展拆迁工作。

在这里，服装厂面对着两股并行的压力：一方面是品牌方对于产能和质量的挤压，另一方面是一直悬置在头上的旧改方案。旧改的可能性会让制衣厂考虑搬到其他地方吗？这次走访里遇到的工厂都还没有这种打算。对于在工厂上班的员工来说，相比起搬厂的可能性，收入和订单量的问题显然更加切身。植村I厂C大姐快50岁，在服装行业做了30多年，谈到江西老板搬厂的可能性，她觉得工厂应该不会搬到其他城市，就算真的搬走，她总能找到新的工作：“我们这种‘流动人口’哪里有活就到哪里做。”

“流动人口”的说法总给人一种漂泊无根的无奈感，但其实这种无奈和“无所谓”的态度是一体两面的：在一个打拼赚钱的城市，住在哪一个镇、哪条城中村，不一定是主要考虑。康乐、鹭江村的服装厂愈来愈不好做，就有更多人选择到附近的土华、龙潭。海珠区的厂不好做，就会有人选择到番禺区、白云区。故此，把这些城中村分割独立考察或许是不恰当的。题中之义从来不在于服装工人被“清除”与否，而是身处这么一个变动中的地理布局，这些胼手胝足了几十年的工人，正在面对怎样的生活抉择。

与此同时，这个本已青黄不接的行业，加上沉重的身体负荷，长远还会有多少人留下来？在外销快时尚这个界别，竞争者如ZARA、H&M们使用的是位于柬埔寨、缅甸、孟加拉等有如早年广东“血汗工厂”般的代工厂。一旦SHEIN的生产要求显得太难满足，内销“档口货”的市场又有多少空间留给这些中小型加工厂？

如今可以看到的趋势是：这种劳动密集、靠低价取胜的服装业，在广东省已步入夕阳阶段。在其他城市，这种趋势表现为港台外资大厂的逐步撤离，在广州则表现为中小型工厂面对的各种现实性问题。两者共通的是，在同一行业付出了半生、年届四、五十岁的的“大龄”工人一旦无法在本行业工作，他们能选择的出路并不多。而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压力并不允许他们放慢手脚。

对于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没订单还要挨家挨户找工作的人来说，面对这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也是很难作长远打算的。另一边厢，对于SHEIN来说，这盘生意正是由无数个精心盘算的部分构成——每次单价调整、每条罚款准则，都是这个百亿创业神话的必要条件。这家企业继续扩张的路上，还有没有这群劳动者的位置，则还是未知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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