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掀起“技术民族主义”浪潮：狂欢背后的冲动隐忧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李厚辰
原文发布时间｜03/20/2025

从2024年末，中国突然闪电般取得一连串的经济和技术突破。从所谓第六代战斗机的谍照；到DeepSeek在圣诞节前后的全球爆火；到春晚宇树科技机器人发布，其后的各种网络视频营销；到工业动画片《哪吒2》票房的不断攀升。加上之前火爆全球的3A游戏大作《黑神话•悟空》，中国在2024年贡献一连串科技话题。

这一浪潮似乎应验了中国在2024年突然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当时这种生产力的目标“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还被当作笑谈。但2025年初是否就实现了呢？这带给绝大多数关心中国的人一个深深的疑问，在深陷通缩困境的2024年后，中国经济是否因此会迎来转机？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支持中国现有体制，还是反对中国现有体制的，都是一个核心的悬念。

但这个经济悬念暂且按下不表，以上事件都在国内互联网上引发了巨大舆论。突然人们开始对这些技术细节津津乐道，突然很多人成为了军迷、AI专家、机器人专家。Lamda翼、太赫兹雷达、开源、无监督学习、具身智能、全景深度感知这些技术术语成为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当然，这些概念仅仅是中介，讨论者没有技术的兴趣，也没有分辨这些技术的真正能力，通过这层技术的滤镜，通达的是一个熟悉的终点。

中美对抗。

改开后的民族主义——政党合法化

民族主义是个巨大的话题，其本身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在国家与社会的不同阶段，民族主义存在不同的用法，本文篇幅无法将重心放在民族主义的构成和内涵上。但与本文相关，我们可以梳理一个简单的线索。

当前大家熟悉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其实运行时间很短，大致开始于1989年后。在那之前，中国还在共产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同体的叙事中，共产主义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今天的情况不同，在改开前的时期，官方着力宣传的并非国家主义，而是一种国际化的共产主义。70前出生的人一定对阿尔巴尼亚、意大利共产党、古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家与中国的特殊“兄弟”关系印象深刻。到今天，即便是俄罗斯这样“无上限”的盟友，也不再以“兄弟”相称。

在改开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衰落失去社会凝聚力，中国又没有成功走向法理型民主国家。89事件为官方揭示出中国巨大的意识形态真空。遂于1990年火速推出《爱国主义实施纲要》，1990年同样是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中国真实进入民族主义时代。

因此中国民族主义自始就有其基本功能。在后共产主义时代提供合法性意识形态。这与很多国家民族主义由民间自发形成构成根本区别。这个“官方主导——民间参与”的互动模式是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基础。民族主义的便利性，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为普通国民提供一种“身份政治”的燃料，因而可以天然笼络大量国民主动参与其塑造。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了。

中国民族主义的基调——并不是百年屈辱史

说起中国民族主义，很多人会想到“百年屈辱——民族复兴”的叙事主轴，并将这个当作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也许从“民族神话”上，被塑造的“非共产党领导下的屈辱”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复兴”构成了一个中国人的基本可理解框架。但在这个可理解的框架背后，还有两个与“合法性”更深关联的要素，这二者才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

第一是“反西方”，这一点并不在于民族主义需要一个“敌人”，所以我们把西方作为地方，或是什么“修昔底德陷阱”。而在于从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主动从技术、经济上学习西方。从1979年开始，就有制度上学习西方的强烈冲动，胡耀邦于1980年政治局会议就说：“我们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的洗礼。资产阶级民主同封建专制来比是很大很大的进步。我们革命后无形中发展了封建的东西…我们现在的宣传再不能搞封建这一套，再搞有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言下之意，中国要学习“资产阶级民主”。

从此，在技术和经济上学习西方，但不在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即便到今天，都是中共最大的忧虑，也是中国国内最大的张力。2011年，吴邦国发表的著名的“五个不搞”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 “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套名为“中国特色”的国族体系，既是官方不断重复的“反西方”呼求。“反西方”的实质，既是反对西方政治路径影响中国。这样的一种“反西方”与“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张力，就变成了现在大家熟悉的“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一面自信，另一面自然就是对“西方”的全反面否定，并形成国民对西方的厌恶感。这种厌恶可以依据“百年国耻”塑造，在其中，“反日”成为一个核心，中国人反对日本不仅针对二战史，也针对日本的当下，福岛核排水事件就是当下反日的典型。但这远远不够。

既然是合法性问题，憎恨西方可以作为一种对“替代性路线”的诋毁手段，却无法作为现有路径的合法性证明。整个80年代东欧剧变也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崩溃都是经济崩溃的作为导火索，甚至主要原因。从1980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后，中共当时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主导政策。很快意识到，为了让中国不走上东欧的路，需要经济成就。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绩效合法性”的路径。当然在马斯克•韦伯的合法性体系中，“绩效合法性”基本就是“克里斯马（魅力）合法性”。

从经济到技术的转向

整个90年后的历程，虽然中间经历起伏。但从最大的社会民意来看，中共的合法性并未受到严肃的挑战，根本原因就是被称为40年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虽然中间经历了90年代中期的大下岗，但2001加入WTO成功为中国增加了经济增长的动能；虽然08年金融危机时期经济遭遇颠簸，但4万亿刺激与大基建时代的拉开持续了经济的成长；虽然15-16年两次大股灾昭示了国内经济再次陷入困境，但棚改货币化后的地产狂飙又再次为中国经济增加了活力，也帮助一部分居民的财富快速增值。直到2021年，对绝大多数国民，每年的GDP增幅，实际可感的基建成就，技术与经济导致的生活剧变，都提供了比较充分的“绩效合法性”。

从经济绩效转向技术的关键，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对华为的制裁，尤其以2018年12月1日，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美国向加拿大要求引渡作为一个典型事件。就在这个事件的前后，军事领域有山东舰加入海军序列，J-20换装国产引擎；在文化领域，有中国第一个工业科幻大片《流浪地球》的上映。还有嫦娥四号、超级计算机等关注度次之的进展。在全国造成了一波技术关注的高潮。

从那之后，随着经济越来越陷入困境，美国“卡脖子”政策越发明确，官方和民间“反美”情绪高涨，尤其以2022年佩洛西访台，以及围绕香港和新疆话题的角力展开。民间逐渐展开对中美技术的全面对比，不管是华为手机与苹果手机，尤其是Mate 60 Pro与三折叠屏幕手机，比亚迪汽车与特斯拉，华为麒麟芯片与高通芯片，J-20与F-35战斗机，每次都能点燃舆论热情。民族主义开始向“技术”转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媒体领域科技类创作者显著增长，据小红书数据中台2022年5月的数据统计显示，科普知识类博主同比增长高达417%。而2024年抖音发布的《数据报告》显示，科技类短视频播放量同比增长约40%至多。除这两个平台外，根据第三方机构（如新榜、克劳锐）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24年底，国内活跃的科技类自媒体账号（粉丝量超1万）可能超过10万，相比2020年翻倍。数据证明国内网民已经进入到一个“科技迷”的时代。而在中国经济于2020年疫情后长期低迷和陷入困境的情况下，科技成就接棒经济成就，成为了“绩效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这波热潮持续到我们开篇提及的24年下半年开始这一波科技热狂潮，成为中国近几年民族主义的一个显著高峰。

“技术决定论”——历史的危险时刻

这波“技术民族主义”带来了一个很难预料的结果，即让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美国。在网上流行的一个视频中，一位买票支持《哪吒2》的电影观众在影院外发表激情四射的演讲。他大喊道：“现在军事我们已经世界第一了，科技已经世界第一了，差一个文化，文化必须世界第一。”随后他带着哭腔大喊，“整死美国，我们就是人上人…美国人均收入6万美元，那都是我们的钱。”

在上面这个逻辑中，绝不意外的没有对比“经济”谁是世界第一。不仅没有对比，在这个叙事中，“经济”成为了“军事”、“科技”、“文化”的结果。只有这三者的绝对优势，才可以带领全球围攻美国，最终实现“经济世界第一”，也就是演讲者口中人均GDP、收入增长。

在这里，逻辑已经彻底转变了。在中国政府和国民强调“经济绩效”的时代，社会文化洋溢着“经济决定论”，政府也强调“参与全球化”和“与世界接轨”，市民津津乐道的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与落地。在内部，市民关注高铁、高速路、市政建设的更新等事项。这里当然存在仇外和中外对比，例如中国企业出海，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都是重要的成就。这依然是一个强调全球化、强调经济和商业的“民族主义”。

到在“技术民族主义”的背景下，已经成为了对“卡脖子”的对抗，因而强调“独立自主”，强调国产化率。甚至强调国内单一市场的“内循环”，与西方的竞争，从一边合作一边竞争的经济与贸易。逐渐转向纯粹竞争的军事等零和博弈领域。包括我之前曾经写到过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狂热想象，也是在这样的视野下浮现。正如网民对宇树机器人和机器狗的想象，都是军事用途（虽然宇树科技的发展方向并不容易成为军事机器人）。

如果越来越多的人从“经济决定论”转向“技术决定论”，认为发展经济不重要，只要军事和技术取得优势，便可以通过战争与对抗的手段谋求“经济成就”。那么“技术民族主义”就会彻底改变国民对国家“绩效”的想象，从经济与收入，转向技术与军事。

带向一个不可测的未来。

技术民族主义的未来

这波思潮在官方“新质生产力”与民间技术激情的双重推动下，基本已经不可阻挡。也将很快塑造政府的行为，杭州市因为成功孵化了所谓的“六小龙”（“宇树科技”和“云深处科技”专注机器人，“游戏科学”专注游戏开发，“强脑科技”研究脑机接口，“群核科技”设计空间模拟技术，“DeepSeek”专注AI），成为了2025年初中国政治的明星。这当然会带动其他大城市开始将产业政策向“新质生产力”倾斜。

但这些领域与光伏或新能源汽车等制造业领域非常不同，技术突破所需的资金、科研、人才更具集中度；某些特定领域（如半导体、大型科研项目）投入巨大但成效周期更长。也许不容易马上带来成果。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软预算政府，这个结果却不是投入适可而止。而是会形成一个技术“放卫星”下的投资无底洞，带来第一波芯片投资热潮一样的浪费和失败。在当前政府财政已经风雨飘摇的时代，一场激进的科技大跃进不会是一个好消息。

另外，不管是AI还是机器人亦或是脑机接口，都不像是机械加工、出口甚至基建，对普通市民有直接快速的经济利益。这些领域有耀眼的科技成就，却很难短时间带来巨大的产值和经济规模。甚至机器人和AI还会带来大规模“技术性失业”的潜在风险。

这种偏向会让国家“绩效”逐渐脱离市民可感的经济与民生，而走向抽象、符号性的国家地位和民族自豪感。叠加经济下行，则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社会通过对外扩张和战争手段谋求“国运改变”的冲动。技术民族主义控形成一个不断绩效“抽象化”、“对抗化”、“极端化”的向下循环。

为这个疯狂而下沉的世界，带来一个更加深重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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