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选择权的现代人，如何脱离强化循环？

对改良心存幻想的“温和派中国人”在墙内社交媒体上讨论“红十字会贪污了多少口罩”；整日祈翠的“反贼”在推特上散播“冠状病毒系实验室流出”的“内幕”；享受无尽寒假的“小粉红”，一边被迫接受网上课程，一边观看火神山医院的“盖楼直播”——他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在上篇文章中，花了不小的力气去论证所谓的“你不用去找新闻，新闻会找到你”，翻译成大白话，指的就是“人无法选择自己应该相信什么，因为他的偏好提前决定了他的视野”。

对于这个观点，兴许有很多人会感到不屑一顾，特别是在“媒介素养”理论流行起来后，如何甄别假新闻似乎已经成为了摩登公民的必修课——但在我看来，“媒介素养”能提供的顶多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视角，人无法鉴别已经被自己相信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你去指责互联网放大了人类的偏见也罢，归咎于人内心的软弱也好罢，这都不是重点。现在，我们需要更进一步。

所见之物塑造了人的偏见，人因偏见接纳所见之物，所见之物继续塑造人的偏见。以此类推，就得到了一个不断强化偏见的循环。现代人的焦虑多多少少来源于此，人们时常会感到自己被什么东西困住了，但是在试图脱困的过程中，往往又会陷入新的——甚至更深的困境。这一过程难免让人想到卢梭那句，“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不过，我并不想否定人的自由意志。意识到“强化循环”的存在，是逃生的第一步。然而，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危机重重。

如何跳出“强化循环”？其中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是探求人的“第一性原理”。如果人的内心中有比“偏见”更底层的认知，而这些认知并不会因为外部世界的改变而改变，身处现代世界中的人便拥有了新的锚点。另一个方向，自然是着手改造外部世界。所谓“Those who can, build. Those who can't, criticize.”，我们需要的不是“媒介素养”，而是从评论家到行动派的转变。

第一个方向上，信教者无疑是人类中的先行者。一神教中对神的信仰，使得信徒能屏蔽现实中的干扰，追求来世的幸福或进入天堂的资格。进入现代后，科技、文化或地理等种种决定论后来居上，对于“客观规律”的狂热在客观上起到了于宗教类似的效果。但之所以说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危机重重，是因为人很容易会将某些偏见误解为人的第一性，或是将某些时效性话题误解为“客观规律”。前者举例而言，最具代表性的是享乐主义——人的行为由人的趋乐避苦欲望所引起，我们只需要做那些令自己开心的事。且不说这个想法首先曲解了伊比鸠鲁本人的生活方式，其次，它也忽视了快乐和痛苦的转换关系。至于后者，在中国集中表现为历史决定论——只要坚持党的领导，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从以上两点不难看出，探求人的“第一性原理”，最终却很容易让人变成一个真眼说瞎话的傻瓜，使人的偏见比原先更加深重。

至于从评论家到行动派的转变，当然不是在Matters上发发文章那么简单。就武汉肺炎事件而言，只有身处疫区，才有被称为“行动派”的资格。而在本文写作之时，距离陈秋实失踪和李文亮医生殉职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期。他们俩人的遭遇，让人意识到了成为“行动派”的代价。其实何止陈秋实或李文亮，在过去的无数次公共事件中，我们都目睹了“行动派”的下场——本人受到迫害非死即伤，妻子儿女多半会变成上访户，进而成为维稳对象。至于温和的行动派——那些试图在线上践行社群主义的人，他们的理想在现实中是死路一条：被举报、被篡改、被删除，几乎所有利他的行动，都有可能遭到百倍的打击报复。

如果中国共产党像谣传中一样，在三月一号掐断全国的互联网，那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会成为我在Matters上的最后一篇文章。因此在这里，我会不加论证地给出自己的回答。

什么是人的第一性？是爱。

如何改造外部世界？去爱身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