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西方哲学史5

中世纪晚期的大背景

当战争人祸平息了几百年之后，自然灾害又为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带来了新的苦难。1315年至1317年的大饥荒结束了欧洲自十一世纪起的人口增长。恢复后没多久，1347年至1353年突如其来的“黑死病”又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黑死病”极大动摇了西欧的社会结构。人口减少使农奴劳动力变得珍贵，瘟疫感染使无法耕种的荒地增多。幸存的农民需要承受比瘟疫前更繁重的工作，这给了他们与雇佣者领主讲价的资本。在二者的利益冲突中，之前稳固的封建经济模式开始松动。部分不满于工资待遇的农民涌入城市寻求发展机会。在城市里，不那么依赖劳动力的手工业、商业、银行业等开始繁荣发展，造就了一批富裕的商人。而经济上的富裕提升了商人们的话语权，其政治地位与影响力日益崛起。最典型的代表当属靠银行业发家的美迪奇家族。他们的经济实力与威望甚至与天主教会旗鼓相当，于十五十六世纪成为佛罗伦萨的实际掌权者，并资助了一大批艺术家和学者，带动了当时意大利的文艺繁荣。

新阶级崛起的同时，我们看到了旧权威的衰落。首先，瘟疫前的人们已经开始不信任当时的天主教会。人们目睹了教会以兜售赎罪券来筹措资金，也看到了神职人员相较于普通百姓的奢侈生活。于是教内外慢慢产生质疑、讽刺和批评的声音，怀疑教会利用信徒的虔诚信仰来敛财。再者，“黑死病”为人民的不满提供了一个宣泄口。瘟疫后的民众逐渐意识到，谨遵教会制定的教义生活并不能带来实际的拯救。最后，教会内部的权力斗争导致了1378年至1417年多为教宗并存的情况，更是曝光了其组织架构的荒谬性。教皇不再绝对权威，教会不再一心关注神圣事业，反倒因世俗的权力欲望而纷扰不断。

教会的堕落可以说是历史必然。原因在于基督教追彼岸幸福和唯灵主义的理想太过崇高，而人总是活在尘世中，难免要受各种俗世欲望影响。以如此严格的禁欲准则要求神职人员，显然不现实。结果只能是神职人员嘴上说一套，背后做一套。而面对教会的堕落，欧洲南部的拉丁语系文化圈和北部的日耳曼语系文化圈做出了不同的应对措施（赵林）。

文艺复新

在欧洲南部，以佛罗伦萨为中心，在美迪奇家族的支持下孕育出了“文艺复兴”运动。拉丁语系文化圈继承了其祖先罗马文化的享乐主义传统，专注于解放人的世俗欲望，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将人性和肉欲的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当然他们并不是要放弃基督教——相反文艺复新时期很多艺术创作都是以宗教为主题——而是在彼岸信仰和世俗享乐之间达成一种“精神默契”（赵林，《在天国与尘世之间》）。如对于赎罪券问题，教会通过兜售赎罪券赚钱的行为当然不道德，但对于一般信徒来说，只要破点财就能保证灵魂的得救、就可以放开胆子在现世中尽情堕落享乐了，何乐而不为呢？因此人们批评教会的同时又默许了神职人员私下不洁的行径，而教会也完全不介意用那些“伤风败俗”的作品来装点自己的门面。

路德的宗教改革

另一边，原本被罗马人蔑视为蛮族的日耳曼人实际上始终对基督教抱有虔诚的信仰。甚至可以说，一直以来这一蛮族出身的民族在信仰方面比罗马人及其后裔都要虔诚许多（赵林）。此时期的欧洲北部，最早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认为教会曲解了教义，激进地要求将基督教恢复为其纯粹的本来面貌。1517年诸圣节的前一天，也就是如今的万圣夜当天，路德在当地教会门上张贴《九十五条论纲》，想要征求学术辩论。这个口才极好的小伙子很快就引起了教会的重视。当时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刚刚兴起不久，很多印刷商正愁不知道该印什么内容，正好路德的辩论掀起了不小的社会舆论，而《论纲》不久后也被翻译为了易于百姓阅读的德文，于是对此大量加印。路德很快便意识到印刷传播的威力，并开始主动寻求与印刷商的合作，利用起舆论武器与官方斗争。在此后他被教会通缉的期间，路德又以德文翻译了《圣经》供当地平民阅读。也正是自那以后，德语这一原本难登大雅之堂的蛮族语言的地位开始提高，逐渐能语拉丁语相提并论。

路德之所以希望身边的百姓都能够无障碍地阅读《圣经》，正是因为他主张人人皆可与上帝直接对话，而无需教会或神职人员作为中介代替沟通。他想要恢复个人信仰在精神上的纯粹性，尤其是要与现世中堕落的教会势不两立。于是他提出“因信称义”。“信”即“信仰”，其反面是“事功”。要想证为义人、赎清罪孽，其关键只在于信徒对上帝抱有虔诚的信仰，与生平行为或事功无关。路德认为人性本就堕落且背负着原罪，无论赚多少功德也无法洗刷罪孽。但上帝平等地爱着所有人并白白降下恩典，所以他并不会在乎我们到底犯过什么罪孽、做过什么事情。另一方面，从世俗的角度看，提倡事功的本意是劝人多行善事，却反倒被教会利用成了控制信徒的手段（例如教导信众把购买赎罪券当成一项功业），并间接将教会树立成现世的偶像，这是路德所不愿看到的。

路德的追随者们后来脱离了天主教会，自成“路德宗”一派。宗教上的分裂不久便引发了宗教战争，更是在十七世纪发展为波及全欧洲的、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战争的结束。战争的惨痛代价让基督徒们意识到为了宗教信仰而厮杀是多么荒谬，于是达成了宗教宽容的共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在十七世纪以前从天主教分裂出的新教势力中，路德宗只是其中的一支。另外影响力较大的还有英国的圣公会（英国教会）和由加尔文开创的加尔文宗。

英国的宗教改革

英国的宗教改革始于一场离婚案。十六世纪的亨利八世是一位颇得民心的英王。他出于继承权的考量和私心原因，想要同第一任妻子凯瑟琳离婚。但这一举动违反了天主教的教义，显然不会得到教会的同意。当时亨利八世仗着英国远离欧洲大陆，天高皇帝远，干脆立法宣布国家正式脱离天主教会，立自己为新教“英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的主教。由于亨利八世的政治威望和天主教会的不得民心，这项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没有遭到多大阻碍就推行了下去。英国国内大量原本属于公教会的地产甚至因此得以合法转入国王名下，后来被低价卖给国民，促成了英国民众的资本原始积累。所以，民众从宗教改革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国王和民众有了这一层利益关系在，宗教改革在英国势必难以逆转，天主教注定是再难登上台面了。

除了经济上的影响，英国的宗教改革也间接塑造或彰显了英国中庸的民族性格。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天主教势力和受加尔文宗影响的清教徒是国内信仰的两个极端。天主教代表着保守的旧势力，而清教徒则激进地认为国王的改革还不够彻底。亨利八世对此的策略在于以圣公会这一新教平衡两者的关系。其女伊丽莎白一世遵循这一路线，并凭不俗的个人才干引领英国走向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直至今日伊丽莎白时代依旧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而保守势力的反扑（如伊丽莎白一世的姐姐玛丽一世迫害清教徒）和新兴势力不得民心的统治（如克伦威尔时期的统治）也更让人民忌惮极端的统治手腕。于是中庸、平衡、宽容的精神就在历史中得以保留了下来。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

十六世纪另一位重要的宗教改革家是来自法国的加尔文。当时的法国天主教势力依旧十分强大，与当局发生冲突的加尔文被迫出走瑞士并开始了一系列宗教改革活动。

加尔文宗同样认为天主教会已经堕落，因此要求恢复基督教的本来面貌，追求纯粹的信仰。但不同于路德，加尔文并非只追求精神上的纯粹性，他还极其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加尔文继承了圣奥古斯丁的前定论观点，认为上帝早早地就预定了哪些人会被拯救，而哪些人不会。我们无法改变自己是否被拯救的命运，只能通过信仰来得到确证。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在于“天职Calling”。基督徒应该热爱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劳动，要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努力赚钱。但工作赚钱并不是为了享乐，而是完成上帝交付的使命、彰显上帝的荣耀。在此过程中，灵魂的拯救便自然得到确证。热爱劳动的人就是前定的被拯救者。另一方面，他又极其强调禁欲。英国在克伦威尔统治时期，许多娱乐活动都被禁止，这也成为其不得民心的原因之一。

天职加上禁欲，就构成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伦理”。加尔文宗认为工作本身就是上帝赋予被拯救者的光荣使命，以工作赚钱本身为幸福，就能做到“开源”。而享乐则是邪恶的，以娱乐消费为耻，就能做到“节流”。这样的“开源节流”的伦理观自然能导致财富的积累。

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

如果说十三世纪奥卡姆主义的流行是经院哲学内部对陈腐学术风气的批判，那么等到十五十六世纪，批判的中心已然转向了外部。在欧洲南部文艺复新思潮席卷的地区，受到古希腊文化的启发的艺术家和学者们表现出无穷的创造力和对自然的探索精神。思辨神学这一门老掉牙的学问不再能激起人们的兴趣，各类新学科相继兴起，其中对近代哲学影响最大的当属自然科学。

一般认为，1543年意大利的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开端。哥白尼的革新之处在于他对数学模型简洁性的关注。在此之前，毕达哥拉斯派的“万物皆数”的哲学思想已经为许多文艺复新时期的思想家所重新重视。例如十五世纪的德意志地区，受经院学术传统影响的神学家库萨，主张以数学概念来说明上帝和宇宙的关系。但这些“以数学研究自然”的方式多是停留在一种概念类比的阶段，没有与实际经验结合起来。哥白尼的着眼点则在于解决实际观察中所发现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大多行星以简单的轨迹运行，但某些行星的运动轨迹却比较复杂。

当时在天体运行学说方面，流行的是古罗马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地心说”。托勒密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数学模型来描述天体运行，其中包括太阳在内的所有天体都围绕着地球公转。但哥白尼对托勒密所构建的模型并不满意。为了解释行星时而顺行时而逆行的现象，托勒密的体系需要引入许多特例，这就使其显得极为繁琐复杂。哥白尼凭直觉认为行星的运动规律应该是简洁的，于是便着手对“地心说”加以修改，发现只要替换太阳与地球的位置，就可以以更简单的方式解释当时所观测到的天体运行现象。这就是“日心说”的诞生。哥白尼将关注点放在了挑选合适的数学模型上，实际上已经反映了数学工具在解决自然科学问题方面的重要性。

但为了不激怒当时推崇“地心说”的教会，哥白尼故意弱化了其学说的现实意义。他强调“日心说”只是一个数学模型上的假设，并非对世界实际情况的描述。谁料十六世纪后半叶，意大利又一位名叫布鲁诺的宗教狂热分子横空出世。他极力宣扬自己无限宇宙的泛神论世界观，并将“日心说”用作能够印证其观点的理论武器。此举彻底激怒了教会，布鲁诺于1600年在罗马鲜花广场被残忍地处以火刑。

哥白尼想要避免人们将“日心说”模型和宇宙的真实情况混为一谈，布鲁诺却狂热地声称“日心说”就是世界的真实情况，而开普勒和伽利略则通过实验与进一步的观测提出有力证据，证明其真实性。自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实验对于探究大自然普遍真理的重要性。最后，牛顿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更高级的数学工具，终于得以将大自然的真理以尽量精确的数学语言描述出来，于1687年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既是现代物理学的开端，又象征着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已经成熟，完全独立于哲学形而上体系的自然科学体系初步建成。

自然科学的范式转换

自然科学研究是对传统哲学思辨的一次范式转换。早在中世纪末期就已初见苗头的经验主义倾向是促进自然科学产生的内驱力。除此之外，还有两点决定性因素促使其完全脱胎于经院学术体系以及一般的哲学学科：

1.  实验的方法论

实验方法是沟通抽象概念与具体经验的中介。

从实验方法的诞生来说，设计实验需将经验抽象为概念。以探究运动的性质为例。亚里士多德认为力是物体运动的原因，不受力的物体无法运动。而伽利略则认为力只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不受力的物体无法改变运动状态，但依旧可以保持原状态继续运动下去。他们之所以有这样不同的理解，在于他们对变量的认识程度不同。亚里士多德看到，一块石头本身不会运动，只有当人推动时才能运动。但伽利略会看来，当一块石头被我们推开，它在脱手滑行时依旧与地面相互作用，此时石头应该还在受来自地面的作用力影响，而并非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不受力。尽管在伽利略的年代尚未明确提出“摩擦力”的概念，但他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这一为人们所忽视的变量，并将其单独抽象出来视作实验的无关变量。这样他便可以想象在没有阻力影响的更理想的状态下，物体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运动。“理想状态”、“控制变量”等都是设计实验所必须的思维。只有当人们能够从具体经验中抽象出这些不易察觉的变量，才能够设计出有效的实验。

从实验的功效来说，其结果则将概念具体化为了经验。实验因此可作为解决共相问题的新方式，使共相转变为易于理解的经验对象。中世纪的学者们热衷于讨论共相问题，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无法通过经验确定共相的真实性。他们无法找到一种合理、有效、清晰的方式来澄清例如“红性”这样的事物本质。而实验则使之成为可能。人们争论不休的、甚至需要靠神秘主义来解释的共相，当在实验室里被观测到时，也就不再神秘了。如玫瑰的“红性”是花瓣与白光作用，反射其中特定波长的电磁波所引起的视觉效应；再如生物的“有死性”是显微镜下观测到的细胞新陈代谢的规律。

2.  精确数学模型的应用

用精确的数学模型描述自然现象，这首先是一种信念。最早当然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的观点。伽利略和牛顿也坚信数学是上帝用以阐释大自然的语言。

其次，越来越高级的数学工具加强了人们认为自己能准确描述大自然的信心。因为自然物总是不规则的，人类最初只能将其看作是规则几何图形的近似。尤其是对于自然中的曲线，人们很难通过数学工具描述清楚。但牛顿和莱布尼兹发明的微积分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使不规则的自然能够更严丝合缝地与理想的数学语言相互对应，从而方便了科学研究。

最后，精确的数学模型能够起到精确预测的作用。十六世纪晚期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反映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我们学习知识，是为了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并以这种规律改造自然、取得实际的功利成果。因此自然科学必须起到准确预测未来的效果。而无数实践表明，数学模型就是预测自然界未来变化的最佳工具。模型越精确，预测越准确。

让我们总结一下中世纪思辨神学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异同。两者都强调理性精神并且都承认主宰自然界的上帝存在。但中世纪的理性是信仰的辅助，是通达上帝的工具。通过思辨理性所构建起来的体系，讲求的是逻辑上的自洽，从而给基督教信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而近代自然科学的理性是比较彻底的工具理性，主要运用在经验领域，而几乎不去追问经验所无法触及的形而上领域。它讲求的是实际效果，注重对客观事实的描述，而不强调与个人情感或精神满足的联系。例如地球围绕太阳公转是客观事实，与教会的喜好、或能否与《圣经》的记载相符无关。由于持有这种态度，近代的自然科学家们（包括近代哲学家，当时自然科学与哲学尚未严格区分）对上帝的理解也就渐渐转向了理神论，即上帝并非有具体形象的人格神，而是体现为支配自然界的种种客观规律。

近代西方哲学的任务

这就将近代西方哲学家与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们完全区别开来了。近代哲学家对《圣经》中那位屡屡引发奇迹的上帝已不再感兴趣了，因为奇迹缺乏经验的基础，那是理性所触及不到的领域。他们感兴趣的恰恰就是经验。因为自然科学的大厦已基本落成，人们无法否认科技进步带来的巨大改变。但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认识时常落后于实践。一般人只是运用这些知识，而哲学家疑惑这些知识为什么会起到这种作用，它们是真实的，还是幻象呢？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自然科学的大厦下面深挖，找到经验与知识的最终依据，而那里正是上帝的栖身之处所在。

所以，这里就引出了后世人们对于近代西方哲学开端的争论问题。有人认为近代哲学应该从弗兰西斯·培根算起，另一派则认为应该从更晚一些的笛卡尔算起。其实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前者的理由是培根彻底打破了中世纪哲学的范式，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经验主义的方法论，从而将整个科学知识体系彻底推翻重建，以经验理性取代了思辨理性。而后者的理由在于笛卡尔首次提出要为一切知识找到一个确定依据，标志着哲学史上的“认识论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