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回归语文学》读书笔记

语文学之定义

语文学（Philology）是一门研究文本的学问，其宗旨是正确理解文本之本来意义。而今天我们这个世界赖以继续生存下去的条件就是需要人们正确理解个人、社会、国家互相发出的各种文本和信息。

语文学之意义

1、正是通过对文本和信息的合理解读，我们得以通向他者、理解他者，感知自身以外的世界，望向更高远的天空。

要取得这种更高的社会（理解）能力，理解还须由一种开明的态度做伴。这种开明当然不是“虚假的开明”（false tolerance），而是“真正的开明”（true tolerance）。“虚假开明”指的是耐心地容忍，例如当我们相信他人的主张太不恰当或太愚蠢，故不必郑重理会时，我们常常表现出这种态度。“真正的开明”指的是我们相信他人的观点对他来说是有价值的，而且我们愿意设身处地的去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

人们习惯于根据自己的“背景书”（umberto eco所说的background books）来阅读他人的文本，收集有关他人的信息常常是为了证实他们头脑中早已先入为主的有关他人观念的正确性。对与他们既定的观念不相符合的信息，他们可以像马可·波罗当年对中国的筷子一样熟视无睹。

（维也纳/京都佛教语文学学派领军人物Ernst Steinkellner）

2、历史主义的语文学也能够帮助我们约束消费性读者的骄傲自满，这些人只愿看到迎合他们的内容（消极作用）。历史主义的语文学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然、天性、人类存在以及古往今来人类所表现出来的千差万别——也即是历史所呈现的多种多样的作为人类之方式。（积极作用）

传统主义的语文学能够促进我们理解并尊重他人观点——通常是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例如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人们——并以此增进人类团结。现实主义的语文学则有助于描绘出我们的历史性以及我们与早先历史诠释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我们能够虚心接纳自身认知能力的短板，以及强化对于积极尝试之重要性的感知。Pollock先生总结说：“关于真理，关于团结古今之他者，以及关于批判性的自我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自由。但我认为，在批判性语文学的领域，只有‘良好阅读’才能一以贯之地、立竿见影地教会我们这些。当我们学着解放语文学之时，我们同时也正在学习一种解放自我的方法。”若没有语文学，若我们不能语文学式地生活，那么，我们就断无自由可言！

（哥伦比亚大学南亚学系教授Sheldon Pollock）

语文学的基本内容

对语言变迁历史的研究，对文本及其历史的研究。通过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指文本对勘和文本的比较研究），还原文本的语言和历史语境，以重构和理解文本的本来意义。

注重文本的发现、编辑、整理和解释，也称为“文本语文学”（textual philology）。其起源于西方语文学家对《圣经》的研究，在西方学界是一个至今不衰的学术传统，即制作文本的“精校本”（critical edition）。与“文本语文学”相关的还有“高等批评”（higher criticism）的方法，与诠释学（hermeneutics）类似。

文本的三层意义：1、产生时的意义。2、此前的阅读者赋予文本的意义。3、当下的阅读者所读出的意义。

最早的推介者傅斯年与史语所

傅斯年在“中研院”发起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中的“语言研究”指的并不是主要研究语言表达之形式（the form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的linguistics，即“语言学”，而是同时研究语言表达之意义（meaning），将“语言学”和“文字［文学、文献］研究”（literary studies）结合起来的“语文学”（philology）。今天“史语所”的英文名称作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中研院”又另设“语言学研究所”，与“史语所”区别开来，这或许说明“史语所”至今依然遵循傅先生当年建所时的宗旨，重视“语文学”研究。

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民国大师也深得语文学之精髓。

语文学与义理之学、“后现代”文化研究

语文学通常被归属于小学、朴学之流，与理学、哲学相对。在中国学界，它常被人误以为是一门从事实证研究的技术活。似乎远离义理之学，无法直接参与学术和时代的“宏大叙事”。

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语文学的传统在欧美学界受到了严重挑战，作为一门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学科，语文学渐渐在欧美大学设置中淡出，或被重新定义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过去语文学家精心复原和重构古代文本之形式和意义的做法已成明日黄花，而“现代的”或“后现代的”文化学家们天马行空式的文本解读法（free-floating textual interpretation）却常常招来掌声一片。（李欧梵之流？）在以印刷物出现的文学作品不得不让位于电视、电影和音乐时，学者们必须解释清楚为何他们还放不下他们手边的书籍。而语文学标准的降低，就意味着知识的失落。“回归语文学”迫在眉睫。

如果说传统的汉学是出于“学问之爱”，以弄清古典文本之本来意义为首要目的，那么晚近的中国研究则转变为从当今立场来解释过去，借古讽今，使历史为现实服务。相当一部分从事诸如中国研究一类的“区域研究”的学者们不再追求传统学问之博大、精深，而更多地关心自己如何在解释历史文本时发明新招术，以赢得学术名望和地位。

如何读书才是关键

你读什么书并不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如何读书才是（you are not what you read, but you are how you read）。宣称只要人人多读书、读好书，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太平盛世就会来临，那不过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更关键的是要让人学会如何读书，即通过正确地阅读文本来理解现象本身的真实情状，理解现象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作为。而“语文学”则正是教人如何读书，或者如何生活的最基本的方法。

2023.8于文图

附：

中西文獻學比較芻議 讲座笔记（古籍所 蘇杰）

Max muller 比較語言、宗教

“文獻學”一詞在中文中首先由梁啟超使用（舊譯作 樸學），梁來自日本芳賀矢一《日本文獻學》（書志學），日本來自德國philologie（語文學）。在英語中，作philology。

Math: the language of the book of nature

Philology: the language of the book of humanity

中國古典文獻學、歷史文獻學、文獻學（圖情）

建設“文獻學”一級學科（語文學）

至明代，刻本替代寫本

中國文本證據：“宋刊元槧”

“版本”一詞起自宋初，原指雕版印刷的書籍。

寫本/手稿研究：manucript studies/paleography/codicology

根據woodblock（雕版）確定年代→版本學（中國）

根據manuscript寫本確定年代→寫本學（西方）

Bibliography書志學/版本目錄學，把書作為研究對象的學問

Copy-text，底本

“在東洋遇見西洋”，“中國學問，世界眼光”（章培恆）

“新書志學派”，fredson bowers

4 faces of Bibliography：enumerative列舉、descriptive描述、analytical分析、textual文本

原則：取難不取易、取俗不取雅、取異不取同、取短不取長

裘錫圭：熟悉古文字，讀《左傳》

《古典語文學家十誡》“不可妄稱神之名”（摩西十誡）

The resistance to the theory, the return to the philology. 對理論的抵抗，就是對文獻學的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