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战争成为日常：一个以色列女孩的故事

• 作者：奥尔加

编者按：国家政治的笼罩下，个人叙事总是被遮蔽和忽视，而社交媒体放大了标签的作用，世界被简单归类为好的，坏的；左派，右派；我们，Ta们。但低音希望能挖掘和展现宏大叙事之下的个人故事，不要让那些曲折、细腻的细节和情感被政治磨灭。

2025年1月19日，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的停火协议正式生效，以色列人质被释放，加沙居民也在返回家园，但谁也不知道，战争是否真的结束了。低音刊发这篇报道，讲述一位普通的以色列女孩的故事。她在战争中出生，生来就要为战争做准备，成为庞大的军事系统里的一颗螺丝钉。战争异化了日常，也异化了她的人生。她不能忍受以色列政府的行为，远走巴黎，试图在异国寻找未来。

2024年9月21日，是我在巴黎课程的第一天。走进教室，我立刻认出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当初面试我的教学主任，如今是我们的主课老师。据说，这次录取由她最终拍板。

每次课程的开场仪式总是自我介绍。当我进入教室时，便注意到了班里丰富多样的面孔。几个东亚面孔中，三个韩国人对我来说很好辨认，另外两个带有东亚特点的女生，一个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一个来自哈萨克斯坦，我在生活中都甚少听闻的两个国家；有一位头戴黑色头巾的小个子女生，以及几位看起来可能来自中东地区的同学；还有两个皮肤白皙带有斯拉夫人种特点的男生。最吸引我目光的是一位高挑瘦削、五官立体紧致的女生。我当时忍不住给朋友发短信：“我们班有个辣妹！”

自我介绍环节揭晓了答案：22名同学竟然来自17个国家。尽管用法语交流对我来说有些费劲，尤其是ADHD让我的注意力时常游离，但当听到“伊朗”“库尔德”“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这些地名时，我的耳朵不禁竖了起来。原来辣妹来自以色列，名字叫Avigail。随后我把目光转向我的教授：她不会是故意的吧？

这些我无从得知。我开始对接下来的课程有了更多的期待。并且谢天谢地，没有太多的中国人同学。

我在东京时也结识过一些俄罗斯朋友，不过Ta们多是在战争前离开家乡的。我好奇：班里这些同学是否和我一样，通过上学的途径申请签证，选择离开熟悉却令人窒息的环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否和我一样，带着对国家的伤痛和自我身份的挣扎生活在异乡？

在巴黎，抽烟是最快速的社交方式。课间的20分钟，我们常结伴到外面抽烟聊天。Avigail是个热情健谈的人，我不知道传统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是否和她一样。第一次抽烟我们就打开了话匣子。我很愿意和人聊天，尤其是政治话题，这是我选择离开东京来到巴黎的原因之一。聊天是这座城市的重要文化。

“嘿，我们班真的很有趣，”我用这句话开启了对话，“台湾和中国，乌克兰和俄罗斯，伊朗和以色列，还有库尔德人？教授不会是故意安排的吧？”

Avigail笑了笑，表示同意。随即，她开始向我倾诉她作为以色列人的担忧。有一些人在刚遇到陌生人时，会保持警惕，Ta们会先审慎地观察。而我和Avigail都属于另一种，先亮出自己的立场，再观察对方是否合拍。但自我表达意识和压抑不可避免产生了矛盾。于我来说，一般会避免直接和中国人直接对话，除非是特定场合遇到的。这开放与保留之间的界限无比敏感，任何一次倾诉都需要经过既精确又好像漫不经心的评估。在这种既有积极表达的欲望，又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时候，总有一些用文字说不清楚的矛盾之处：我究竟是袒露的还是封闭的？在渴望被Ta人理解的同时，又要小心暗处潜藏的危险，我不得不去警惕，但又无法完全因为警惕而失去表达。这种矛盾永远没有答案。

Avigail也是如此。她提到，在离开家乡前，祖父一再告诫她：“不要告诉别人你是以色列人；不要和非犹太人玩，尤其是阿拉伯人；不要在公共场合讲希伯来语；远离集会”。刚开始，Avigail只觉得这些话过于保守，但后来她确实谨慎行事。有时，她甚至会对不熟的人谎称自己是希腊人，以规避可能的风险。听她这样说，我意识到她从来没有对我和我的朋友有所保留。

在巴黎，“Free Palestine”的口号和黑白红绿颜色随处可见，也是我的电脑上的各式贴纸之一。学校一楼的大厅和门口也会经常有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和游行。我有问过Avigail介不介意我的贴纸，她坦然表示不在意。她理解我选择的政治立场， 但也许是已经习惯。有时放学后，我们会先在门口一起抽根烟，静静地看着经过门口的那些抗议。我会小心地看她一眼她，而她知道我的目光的意思，然后耸耸肩，看着我，撇一下嘴，无声地回应：“我没关系。”

她说：“现在全世界都在反对以色列，但并不是每个以色列人都坏。我们被这样看待真的很悲哀，但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的所作所为也没有让情况更好，他们只是告诉以色列人不要去某个国家。我不想过多去想这些。我现在生活在另一个国家，但我没办法好好生活。”

Avigail深深地爱着以色列，爱那片土地、夏天的热浪、大海，还有家人和朋友。她并不支持以色列政府的所作所为，但要明确分清她爱的“以色列”究竟是什么却很困难。对所谓国族/民族概念的依恋，是我能理解却难以共情的情感。尤其是当战争、冲突和对抗大多由“男性”推动，并为了“男性”的利益时，女性和酷儿往往只能随波逐流。但我明白，这种依恋对一些人来说意义非凡。

她不支持某些抗议，尤其是“Free Palestine”的口号。她说：“这个口号简单又傲慢，这句简单的话不会解决几十年来的以巴冲突。很多时候，喊这些口号的人们实际上并不明白Ta们在为何而战，也不了解整个冲突。这个口号太时髦了，已经失去了所有意义，人们只是在喊它，却不知道真正想要什么。也许这意味着把巴勒斯坦人从以色列军队手中解放出来，也许这意味着把巴勒斯坦人从哈马斯手中解放出来，也许这意味着解放一个曾经被称为巴勒斯坦的地区，而现在以色列就在那里。”“如果那样的话，以色列人又能去哪儿呢？”她反问道。对她来说，以色列民族经历了漫长的游荡，建国只是这短短的几十年。“我觉得那些人不会比我更了解答案，了解正在发生什么（they would not know the answer than me, know about what is going on now.）”，那其中有着更复杂的历史和地缘政治问题。

作为一个曾组织过针对女性暴力街头抗议的人，我理解“简单醒目”的口号和在场的力量，即便无法解决问题，简单的口号依然能唤起全球的关注，让边缘化的声音被听见，让在场的人感受到自己并不孤单。但巴以问题太过复杂，我作为一个“外人”，在当事人面前，没有资格断言什么才是“对的”。

Avigail的担忧源于外界：被别人发现是以色列人。而我的焦虑则来自内部：跨国镇压和身边说同一种语言、长着相似面孔的人。但我们都这样生活在缝隙中，没办法安居在任何一个身份中。我们都在身份的缝隙中生存，小心翼翼，带着“变色龙”的伪装技能。

这种共鸣让我们的关系迅速升温。我邀请她加入我的朋友圈，一起喝酒聊天。随着了解的加深，我开始窥探到生活在战争阴影中的人们的日常。我试图去逼近Avigail的生活，但我还是无法想象在一个战争为常态的国家的生活。Ta们的生活由什么组成？“生活”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Ta们如何在战争之外进行日常生活？人们可以将灾难和自己融为一体吗？

生于战争

Avigail今年21岁，生活却已经被战争深深烙印。18岁时，她应征入伍，在以色列军队中度过了两年。兵役结束仅三个月后，她就下定决心离开这个地方。

“我不想我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没有未来的国家，”她说。未来，这个词在我们的谈话中一次次被提及，似乎是她对生活最深的渴望。

战争在以色列并非突如其来，而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存在。“以色列人总会自嘲，每到夏天就有战争，就像一个黑色幽默的笑话，虽然一点都不好笑，”Avigail说道。Ta们有时会打趣道：”你夏天的计划是什么？”“等着导弹来临”。

“我生于战争（I was born with the war）”。Avigail总是用非常平静又有些俏皮的语气，说出一些对我来说是炸弹的消息。她从出生开始就伴随着无休止的战争和“噪音”。像日本的地震预报提醒一样，居住在以色列每个人的手机上都有专门的预警APP，即使警报也会通过城市的广播提醒，但是手机上的震动可以使听视障人士也能收到预警。

警报结束后，聚在避难所的人们互相道别回家，会说：“我希望不要再见到你（希望不要再有警报声了）。”但谁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尽管以色列的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了绝大多数威胁，每一次警报声响起，仍然令人胆战心惊。快速和家人一起奔向避难所、等待警报解除，继而迎接下一次的循环——这便是Avigail从小到大的日常。这到底是从何开始，她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这已完全融入到她的生活中，日常被避难所和警报厚重地包裹着。

我尝试去理解，询问她：“会有避难所的地图，或者学校会进行专门的教育吗？”Avigail眼里有着促狭的笑意，边重复我的问题边大笑：“No，我们没有地图，你已经被生活和经验教会如何快速进入一个地点后，迅速注意到警报来临时可以逃去的地方”。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甚至不需要特别去做。“避难所在以色列，就像每个住所都有卫生间一样”。学校有一些基础教育，但是这个生存技能根本就不需要来教导，它就生长在你的血肉里。

虽然Avigail对这种日常很习惯，但有一些人还是无法适应，警报声响起时，刺耳的长鸣在整个城市回响，Avigail的一个朋友每一次都会陷入到恐慌中，现在她不经常出门，因为如果警报声来临时，她在街上或车里，她无法迅速转移到避难所中，有时也会引起车祸。有一次Avigail和叔叔去pizza店，警报声到来，那是她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有人恐慌发作，哭喊着抽搐。在Avigail小时候，她的父母也会限制她出门，直到她15岁左右，父母无法控制她。直到现在，当她在以色列时，父母也会劝她尽量不要出门。Avigail要不断地向父母保证，自己只是去朋友家，Ta们的父母非常值得信赖。她还记得小时候，政府要求家庭配备防毒面具，以防伊朗的毒气攻击。“那时的我并不害怕，因为身边有家人和朋友。但随着时间推移，我意识到，也许这个国家并不适合生活。”

2024年年末，Avigail回以色列和家人一起过新年。凌晨4点，她到家时，刚好警报声响起，她意识到：哦，我回到以色列了。警报也叫醒了父母，立刻迎接Avigail。在去避难所的路上，刺耳的警报声回响，夹杂着小孩子的哭声，家人们兴奋地欢迎Avigail的归来。

如今，Avigail生活在巴黎，但战争带来的阴霾并未因此散去。每当听到摩托车的轰鸣或救护车的警报，她都会不自觉地停下动作，神经一瞬间紧绷。“那是警报吗？我该去安全的地方吗？”即便她理智上明白这里是安全的，战时的肌肉记忆已根植于她的神经。

我们在巴黎的一间酒吧外交谈时，城市的喧嚣不断。每当有车辆呼啸而过，她的语速都会停顿片刻。

不确定的未来

在以色列，服兵役是强制的，年轻人一出生便注定要为战争做准备。Avigail回忆小时候，父母曾给她描绘希望：“也许等你18岁时，也许就不需要去服兵役了。”但事实是，战争从未远去。“以色列总会有战争，我不相信在未来100年内会改变，”她说。

对很多年轻人而言，兵役结束后的生活也难以恢复正常。Avigail解释，许多人会用积蓄去旅行，试图逃离以色列的压力——从南美到亚洲的旅途可能持续数月甚至几年（这也是令我惊讶的一点，原来对以色列免签的国家有167个）。但返回以色列后，Ta们又被困在低薪的服务业中。在巴黎，服务员可以是一个正式工作。而在以色列，服务员不是一个稳定工作（job in your life），赚不到足够的钱，没有工资，只能靠小费赚钱，或者继续规划下一次逃离。

10月，Avigail的姐姐来拜访她，姐姐那时刚结束印度的旅行，而姐姐的男友正在战场当医疗兵。11月，Avigail的又一位朋友也来找她玩，当时他刚结束兵役，在计划着自己的旅行。有天我们一起出去徒步旅行，他回以色列的航班被取消了，我们本来计划徒步结束后一起去吃晚餐，但是因为这个变动，他不得不回去再做计划。Avigail跟我说这很常见，Ta们的航班会因为导弹而突然取消，然后再高价买另一张机票。我问她，是否可以先飞往周边国家再进入以色列？她苦笑着回答：“几乎所有周边国家都在和以色列交战”。

“以色列让你不停地离开，”她总结，“我在工作时遇到过一位有情绪问题的老板，这在以色列很常见——战争的创伤无处不在。”

Avigail渴求稳定的生活。有一次她来我家参加聚会时谈起。她想要“正常的”“有规划的”生活，像大多数商业电影所描述的那样：上学、工作、自我发展、结婚、生孩子。这种生活在以色列无法落地。在她说这些时，我的身体出现了细弱电流一样的冲击和鸡皮疙瘩。因为我周围的大多数人都为了挣脱那种强制的“稳定”和“一眼到头”而出走、游荡。世界的参差在那时悄悄地袭击我。但我们互相都理解彼此的选择和背后的原因。

那天我们也聊起以巴冲突，Avigail语气仍旧轻松，但是内容却带着无尽的绝望。“自这场战争开始以来，以色列军队并没有做任何正确的事情。这场战争看不到尽头。”她的三个堂兄正在战场，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厮杀。最好的结果是他们能活着回来，“但我不知道他们要如何重建生活（but I don’t know how they regain their life）”。

这句话一直在我脑子中回荡。战争并不是在媒体上展示的图像和兵力，政治与军事武器，是实实在在的人经历着这一切。

服兵役

Avigail向我详细地介绍了她的服兵役经历和以色列的征兵流程。听着她的描述，我发现这套制度与中国的高考竟有些相似。它们都是一种系统化的筛选，决定了年轻人未来的方向。

“最初，我一点都不想去军队，”Avigail回忆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入伍的日子渐渐迫近，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让她改变了想法。“我的家人建议我去试一试，Ta们说至少要尝试一下。”她甚至一度设想自己能借心理原因退出军队，“你可以撒谎”，但到了那一天，她还是穿上了军服。

服役初期，Avigail被分配到南部基地，开始了为期三周的基本训练。每天，她和16个女生住在一起，学习使用武器、对抗训练以及危险情况下的应对方法。

以色列的征兵从16岁开始评估，年轻人需接受身体和心理测试，结果决定Ta们的分配岗位。成绩优秀者多被派往高科技部门，从事分析和情报工作，而其他人则可能直面战场。这套制度存在“后门文化”：有些人想主动去战场，这样可以成为高级军官，从14、15岁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锻炼身体；一些家庭会雇佣私人教师，助力子女进入情报部门——这里被视为通往职场顶级职位的跳板。这样的履历可以证明Ta们是聪明的，进而在Facebook上获得很多工作机会，这也代表着社会地位与荣耀。如果一个男生对女生说他来自这个部门，“哦天哪，他太辣了，他去过战场（oh my god，he is so hot，he went to the battle）”。这证明他们很聪明，很多男孩都想去，但是在特拉维夫的男孩不是这样的，“他们是最好的，他们很femme”。Avigail说的时候并起两根手指飞吻一下。

所以大多数去这些部门的人都不是来自特拉维夫的人。而有钱的或者聪明的人可以随便选自己想要的角色。整个系统里最低等级的角色，是女兵坐在房间里看监视器，每天8小时，为期2年。

“聪明的人去操作电脑，而其他人直接上战场。”Avigail这样总结。她的测试成绩不错，被分配到心理评估岗位，负责面试其他16岁的孩子，以评估Ta们适合的角色。这项任务既重要又沉重，因为她需要深入了解对方的心理状况，倾听最隐秘的故事——从家庭问题到心理创伤。

在正式工作前，她接受了3个月的专业训练。当长官在时，你不能直接叫长官的名字，否则会有惩罚。正常情况下，她们每周末可以回家，但如果不听话，这个福利就会被取消。正式工作后，Avigail被分配到一个离特拉维夫很近的城市，驾车30分钟就可以到家。每天从7点半工作到下午5点。有时也会加班。

“每天要面试300个孩子，80名面试官分工合作。”Avigail描述了面试室的压抑氛围：四层楼的建筑，每层楼有不同的职能，包括体能测试等。面试的小房间里摆着简单的桌椅，没有电脑，她需要用最简单的词记下复杂的内容，随后将报告表交上去进一步评估。一天，她最多要面试五个人，时长从25分钟到3小时不等。

“我开始做我的工作，面试年轻人，看Ta们适合哪个位置，标准应该是一个秘密，不然Ta们会知道该如何应对面试”。面试内容主要是去了解Ta们的心理状况、压力、饮食障碍等，而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关怀这些孩子，只是为了选择对军队没有负担的人。

这些孩子未来两年的命运会在这次面试中决定。“想象一下，你如何能够知道Ta们全部糟糕的故事，在这几十分钟内，使Ta们可以敞开心扉，”Avigail说，“这些孩子会在面试中哭泣，有人觉得终于被理解了，可当面试结束后，Ta们只能得到残酷的‘谢谢，你可以走了。’”不会有任何后续跟进措施，她甚至自己最后也不会记得。她只记得故事的内容，而不是具体的人，因为要面试的人太多了。有一次，她在一家咖啡店里，有一个小孩认出她，但是她完全不记得，虽然只过了两周。

最开始利用面试技巧很困难，随后就习惯了：“然后你就开始和朋友说这些，甚至无意识地用这些技巧和朋友聊天。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用这种面试技巧使朋友跟我讲了很多私密事情。我不能这么做了，这样不好”。

这样的责任对于Avigail来说过于沉重。“我听过的每个故事，吸收了每个糟糕的情感，最后我连吃饭都无法正常进行”。她提到有的孩子在面试中谈到被霸凌、遭遇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甚至一些女孩曾经选择性服务行业。

令Avigail印象最深刻的是她面试的第一个小孩樱（化名），一名日以混血，这是Avigail为数不多的觉得这份工作可以带来自豪感的瞬间。樱在接受面试直接时说：“我不想参军”，这通常在以色列社会上不被允许，因为这代表着懦弱。起初，这名小孩看起来非常羞涩安静，后来透露她在七岁时遭到了一位叔叔的性虐待。在希伯来语中，性别代词是有阴阳划分的，因此对话最初使用女性代词，但慢慢地，樱最终坦诚地以跨性别男孩的身份出现，对话的代词也发生了变化。在Avigail提交报告后，孩子被免除了兵役。Avigail指出，这份工作赋予了她相当大的权力，她经常帮助照顾不想服役的孩子，而有一些同事则更为严格。

而Avigail那时也才仅仅18岁。这些经历像重压一样吞噬着她，让她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健康正在崩塌。“我做了一年后，发现这对我的心理健康伤害太大，这些使我很伤心，即使有好的故事你也不会记得，你只会吸收糟糕的事情”。那段时间她没法办法正常吃饭，就去见了一个长官，说明她的心理状况已经没有办法支持她继续待下去了。但长官的反应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像你这样，我们就没有军人了。”三次会议后，Avigail去求助了另一个人，他很贴心地为Avigail准备了Plan B：“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离开，但是你要不要试着换一个位置，如果你提前退役的话，大家会认为你是一个懦夫”。Avigail只剩3个月了，家人们也在劝她，好好想想。在几次努力后，她转岗成为一位高官的秘书。新岗位离家很近，工作时间从早上10点到下午4点，这让Avigail的生活开始恢复正常。她重新与朋友见面，吃饭规律。在那之前的一年多里，她的生活只有军队。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雷姆音乐节那一天，Avigail本该在那里，和其他人一样沉浸在音乐与节日的氛围中。只不过，因为前一天太过疲惫，她决定不去。“后来读到新闻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异常平静。那场袭击造成了三百多人丧生，多名人质被劫持，之后开启了加沙长达一年多的战争。她谈论这件事时，我无法从她的表情上获得更多情绪。“我想，这种事不该发生的”。“军队本来应该能够预警到，”她补充道，语气里没有愤怒，更多是一种冷静的失望，“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他们没有做到。”

那场袭击中，有许多人丧生，其中包括她的一位发小。“他比我高一级，和我姐姐是同班同学。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起玩，他特别爱参加派对。”她的声音里没有明显的悲伤，像是在陈述一件已经接受的事实。“那天，不只是音乐节，周围的村庄也被袭击了。人们躲在地下室，用手机记录着发生的一切。‘我的天，他们在那儿（Oh my God, they are here）。’”她轻声重复着那些视频里记录下的句子，语气淡然，就像在描述一场遥远的风暴。她承认，谈到这些事情时，有时会感到些许寒意，但并不是创伤。“这种事情太多了，”她说，“早就习惯了。”对于Avigail来说，这并不是她生活中的例外，而是一种常态。

在哈马斯发动袭击的一周后，Avigail所居住的城市特拉维夫几乎每周六都会有抗议。Avigail和父母以及朋友经常会去参加。

抗议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较为和平，参与者的主要诉求是敦促以色列政府为遇难者和被挟持人质的家属提供人道补偿。Avigail感到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她的家人和亲近的朋友们都安然无恙，她认为自己有责任为那些不幸的人做点什么：“你必须在场，与Ta们站在一起，听到Ta们的声音，让Ta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另一种抗议较为激进，诉求是满足哈马斯的要求以解救人质：“我不在乎哈马斯什么要求，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我在乎我的人民”。Avigail认为哈马斯是恐怖组织，但她可以理解这些灾难的发生：“以色列政府这样对待巴勒斯坦人民，这样的后果是可以预见的”。可以色列政府仍在不计代价地轰炸加沙。

在较为激进的抗议中，行动方式更为极端，包括封锁街道、焚烧物品等。Avigail说自己不会参与这些暴力行为，但她的父亲有时会因愤怒，和前来管控的警察发生冲突，这时她总是迅速将父亲拉走。Avigail希望这些抗议能带来改变，但她也无奈地承认，局势依然糟糕。

我出于个人经验问了一个让Avigail迷惑的问题：“这些警察会逮捕人吗？抗议是合法的吗？”Avigail解释说：“警察确实会逮捕一些人，尤其是当Ta们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时，但大多数情况下，抗议是完全合法的，只要在午夜12点前结束即可。”

我又问：“那有没有可能警察混入人群中引起争端？”

Avigail眯起眼睛表示不理解。后来我了解到，就算逮捕大多也是一个晚上就会被释放，少数情况下2-3天就会被释放。

在闲聊时，Avigail跟我吐槽，她对一些年轻人的冷漠态度感到失望：“Ta们明明知道政府的行为是错误的，却从不参与抗议，只是安静地待在家里，等这场风波过去”。在这些抗议之前，以色列内部就有反对总理的大规模抗议，认为他正在毁掉以色列的民主。

特拉维夫

“我更愿意称自己为特拉维夫人，”Avigail第一次这样告诉我时，语气中带着自豪。我当时对这个城市并不熟悉，她热情地为我描绘它的特别之处。“特拉维夫的人和其他以色列人不同，”她解释道，这里的人以开放和自由著称，艺术和创造力在这座城市中茁壮成长。

相比于以色列的其他城市，特拉维夫拥有更多年轻人、艺术家以及一个充满活力的骄傲节庆文化。“那里的人更抗拒服兵役，”Avigail补充道。她的祖父住在另一个城市，坚定支持以色列现任总理。“而他（内塔尼亚胡）是我恨的人，”她说。犹太家庭每周五都会聚在一起共进晚餐，Avigail和祖父之间的政治分歧总会让饭桌上的对话充满火药味。

她童年记忆大多围绕特拉维夫展开。“我小时候住在一个现在很有名的小街区，离海边很近。那时候街区很小，我甚至可以只穿着内裤在街上跑来跑去。”后来，她的家搬到了市中心附近，在那里，她结识了许多朋友。

特拉维夫虽然充满活力，但也承载着现实的束缚。在服兵役结束后，许多年轻人选择在咖啡馆或酒吧兼职，或者去海滩度假，试图在紧张的社会环境中找到喘息的空间。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大学是另一个重要的选择。然而，对于Avigail来说，这些都不是她的答案。

“在以色列，如果你对别人说你想当服装设计师或艺术家，所有人都会看着你说：‘Honey，你应该有更大的梦想。’”而医生、律师，这些才被认为是成功的象征。

“这里（指巴黎）不同。这里支持你实现艺术梦想，这能行（it can work），”她说道。她认为巴黎可以给她提供更多的自由和可能性，让她相信艺术不再只是梦想，而是她可以依靠的生活方式。

目前，Avigail通过介绍在一个富有的以色列家庭中做保姆工作，照顾3个孩子，时薪为10欧每小时。

来巴黎之后

逃离，从来不是一场轻松的告别。那些深深镌刻在记忆里的烙印，似乎在不经意的时刻就会被翻开，像一扇无法关上的门，泄露出那些想要隐藏的秘密。巴以冲突的阴影，早已穿越国界，无形中渗透进每个人的生活。无论我们身处何地，那些未解的矛盾与伤痛，总会在某个瞬间被唤醒。

Avigail说，她像某种意义上的难民，但她也无法否认自己拥有的特权，有足够的智识和资源，可以试图在巴黎建立新的生活。然而，不安感却像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她的日常里。她坦言，尽管班上的同学都友善，不在意她的以色列背景，但她仍然抗拒谈论关于以色列的太多话题。“我不希望我的以色列身份定义我，我希望我是我自己”。

教授布置了一项作业——让学生们每节课前轮流展示一件街头艺术作品。Avigail为选择题材犹豫了很久。“我在想，要不要展示那件以色列的作品，”她轻声说道。那是一幅纪念哈马斯袭击中遇难者的画作。但她又害怕被视为“以色列的代言人”。“如果我讲太多关于以色列的事情，Ta们（指同学）可能会跟朋友说：‘我们班上有个以色列人。’而那些人可能讨厌以色列人，甚至有极端的想法。”

尤其是在2024年11月7日阿姆斯特丹爆发以色列球迷冲突之后，Avigail的恐惧变得更加明显。那天，一场足球比赛后，以色列球迷遭到袭击殴打，有赛前影片显示，一些以色列球迷焚烧巴勒斯坦国旗，高喊反阿拉伯人的口号。也有媒体报道称，这些针对以色列球迷的袭击是“早有计划”。Avigail认为那些以色列球迷的行为当然是相当愚蠢的，却也深知，后果可能由她这样的普通人来承担。“在那里发生的事情肯定也会发生在巴黎”。一个女孩去约会，之后被谋杀，因为她是以色列人，这些是Avigail经常在新闻上看到的消息。“你看不到是因为媒体不会给你推送，但是我们会被推送到。不仅仅是在巴黎，美国，每一个地方都是。这不仅仅是针对犹太人，我相信对于穆斯林也是。人们都太愚蠢了！”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但国族、性别等标签却在互联网上塑造了完全不同的现实。在Avigail跟我讲这些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而算法推送似乎又强化了特定人群的恐惧。另一方面，显然，犯罪者总是用各种仇恨来试图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转移犯罪行为本身的焦点。

自从那次冲突后，Avigail的不安全感加剧：“有时候，我知道我的课堂是安全的，我的朋友是安全的，但我不确定Ta们的朋友是不是安全的。”她打了个比方：“就像一个女孩夜里走路时，会害怕身后跟着的男人。或者你在巴黎地铁里，总怕手机会被抢。”她补充道：“之前我和姐姐住在巴黎的公寓里，偶尔会和以色列朋友出去，用希伯来语聊天。但现在，不知为何，我变得更害怕了。”如今，Avigail和朋友见面时，只会选择在家中，几乎不再公开讲希伯来语。如果必须外出，Ta们会先检查四周的环境，在酒吧小声交谈，甚至在地铁上保持沉默。“你总是会意识到这些问题，保持警惕是必要的。”她说，“就像现在，我们在这里采访时，我也会观察旁边坐的那两个人，想着他们是否友善。”“即使是在巴黎，当我谈起以色列的事情时，我也会感到害怕。你永远不知道谁在听。”

在以色列，警报声几乎是生活的一部分。Avigail的手机上曾下载了一款专门警报应用，每天都能听到急促的铃声。10月1日那天，我们正在课堂上，Avigail坐在我的右手边。突然间，一阵刺耳的警报声打破了教室的安静。她迅速关掉手机，那天她的状态便与平日截然不同。

Avigail是班级里最活跃的学生，她常常自称“一个非常有竞争心的人”。但那天下午，她异常沉默。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早些时候，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导弹。“一个大导弹。”她反复强调，试图让我们理解那种威胁的分量。伊朗距离以色列遥远，导弹飞行至少需要五个小时，多数导弹警报会出现在傍晚时分。政府应该提前发出警报，敦促民众躲入安全的地方。按理说，军队应该能拦截导弹，但这一次，拦截系统失效了。这种失效在以色列并不多见。但这一次，她在巴黎的课堂上，和以色列相隔千里。警报响起，她突然慌乱：“天哪，这还在发生。”她给家人发短信，却迟迟未见回音。距离并未带来安全，反而让她感到愈发无力。“如果我还在以色列，和家人在一起，我不会想太多。”她说，“但现在我在巴黎，我的家人还在以色列。那种距离让我更加害怕。如果真的有危险，我会和家人一起死。”

那天下午上课之前，Avigail遇到了班里的一位伊朗女孩，两人简单地互相问好。伊朗女孩说：“你知道的，这个政府，这整个情况。”Avigail回答：“是的，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知道明天我们会在课上见面，但是我不知道你怎么回应我。”只是简单地几句话，就已经让Avigail的感觉很好。Avigail回忆起那个瞬间，语气中带着一丝感动：“她的表现让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了一种更深的联系。”Avigail微微一笑，补充道：“我更喜欢她了。”

自从阿姆斯特丹的冲突事件后，Avigail变得更加悲伤。她删除了自己的Instagram账号，以及一份名为 The Earth 的以色列期刊。“它是一个很棒的媒体。”她说，“但我不想再看到那些东西了。”她甚至卸载了警报应用。Avigail希望自己能从那些阴影中走出来，尽管这让她更加孤独和无助。

2025年1月，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Avigail开心于人质终于要被解救回来了，但是她对现状仍是不乐观。即使以色列总理同意协议，但是他背后的极右翼成员的态度是巨大的阻碍，这取决于总理是不是愿意承担下一次选举失败的风险。停火协议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变动随时有可能发生。她的堂兄们是否能回来，还是一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