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一點 ｜第一章（2）

第一章（2）

托馬斯在接機處等我。他提前一小時到，飛機晚點一小時。我一眼就在人群中看到那個東京塔似的紅發男生。他的面頰緋紅，汗水濡濕了劉海，目光追隨著我繞過隔離欄。高聳的肚子在我們之間形成一道屏障。他用臂膀輕輕環繞著我，小心不會壓迫到我的腹部。他有1米98，我的鼻子正對著他的腋下，一股出汗後貓尿般的氣味——白種男人身上的特有的氣味。

“幾天沒視頻，頭髮和鬍子都長了，越來越像歷史書上的紅毛蕃鬼了，”我說。他的臉如同來荷蘭定居的事實一般虛幻。

他摸摸下巴：“這是最流行的，修個鬍子要四十歐元，比剪個頭發都貴。”

托馬斯把行李裝進從他母親那兒借來的老式寶馬車裏，帶我回家。車窗上斜掛著雨水，下午三點的光線如同黑夜將至般慘澹。高速公路旁的田野和房屋好似靜物畫，只有路上飛馳的車輛才讓人感到些許活力。

車南下往西駛入一片富裕的村莊。路旁樹林漸深，房屋漸大。多年前我曾搭朋友的車經過這裏，朋友指著棟大房子告訴我那是中國大使官邸，又指著棟更大的房子告訴我那是女王家宅。

寶馬車駛離樹林，開進個中產階級小鎮，停在了一座連體的白色小樓前。前院光禿禿的，雨水淋黑了花壇裏的石雕。一條精瘦的鬃毛犬竄了出來，跟在狗後面的是個中老年婦人，金棕短髮、略施脂粉、一副金絲邊眼鏡、一件香檳色羊毛衫。一定是婆婆了。

“露娜，別叫，”婆婆拍拍狗。

托馬斯給她個大擁抱，婆婆抱住他許久才放開。

“這是曉東，”托馬斯介紹。

“我是傑克琳，”婆婆也給我個擁抱，同時在我的面頰上輕吻了三下。 

她請我進屋，沏上咖啡，端上糕點，淺聊幾句後，問我是否要洗個澡上臥房休息。飛機上十幾個小時沒睡，我粘上床便失去了知覺。肚子愈大睡眠愈淺，我已經幾個月沒有過如此酣甜的睡眠了。醒來時托馬斯躺在我的身邊輕鼾。雨水沿著傾斜的天窗滑落。寂寂雨幕外是鉛黑的夜。一種陌生的歸屬感在空白的意識裏沉澱下來。

早上九點天才大亮。即使大亮，也是灰白無力的。北緯五十度的深秋如同年久的燈泡再燃燒也只能做到慘澹。我擔心住在婆家會束手束腳，結果正相反。婆婆對她自己的私人空間十分敏感，同樣也給予我足夠的空間。托馬斯的妹妹在上大學，與朋友住在另一個城市，公公則卻從未出現過。白房子裏的四個臥室空了兩個，冷冷清清。 

“你爸爸呢？”我問托馬斯。我不記得他跟我說過父親過世或父母離異。

“搬出去了，他和媽媽早就達成協議，等妹妹上大學後他們就分居。其實他們早幾年就該分居的，這對他們和對我們都更好。”

托馬斯告訴我，他的父母處於“分居共守”狀態，不住在一起，心卻在一起。這是一個有趣的悖論：當初他們生活在一個屋簷下，同枕不同心；如今各自獲得了自由，卻成了最好的朋友。

週末公公來了，小姨子也來了。白房子裏頓時有了生氣。公公大塊頭大嗓門，舉手投足飛揚跋扈。小姨子禮貌驕矜、周道冷漠，可謂婆婆的翻版。

婆婆準備的午餐：一籃子麵包、一桌鋪開的火腿、肉腸、乳酪、黃瓜、番茄、黃油、蛋黃醬、花生醬、巧克力醬。托馬斯拿了片面包，在上面塗了巧克力醬——荷蘭孩子最愛吃的食物。小姨子打開一盒牛奶，問我要不要。我擺擺手。

“中國人不喝牛奶的，他們的胃消化不了，”公公说。

“很多人喝，我不喜歡，”我說。“有人把牛奶加溫，對胃好一些。”

“咦，熱牛奶！”小姨子露出噁心的神情。

“我去中國的時候，牛奶還是稀缺物品，只有中央領導人才能喝上，”公公說。

“您是什麼時候去中國的？”我问。

“1983年。”

“我小時候家裏倒是每天一瓶牛奶。”

“那你肯定不在說83年。”

“就是那前後，當時買牛奶要憑券的。” 

“我說吧，限量的。我懷念那時的中國，貧富無差、男女無異、生機勃勃、充滿希望。可惜那個時代一去不復返啦，現在你們也走上和我們相同的道路了。”

公公這個年紀的荷蘭人中有不少左派。多年前在荷蘭留學時，我的好幾個教授自稱在六七十年代的學運中是毛（澤東）派、斯（大林）派、或托（洛茨基）派。幾十年過去了他們見面仍免不了揶揄戲弄，口角爭鋒一番。

“我在學生時代是毛派。我還有毛夾克呢！”公公湊近我。

“毛夾克？”

“你不知道毛夾克？立領、單排扣，過去很多中國領導人都穿。”

“中山裝？”

“對，就是中山裝，我們叫毛夾克。我上次穿還是學習小組聚會的那回吧？”他問婆婆。

看到我驚詫的眼神，公公告訴我，他跟婆婆曾是一個毛澤東學習小組的。

“您也是毛派？”我看婆婆。

她清了清嗓子：“我一開始信奉毛主義，後來信奉女權主義，現在什麼也不信奉了。”她自嘲地笑笑，仿佛什麼也不信是個無奈而辛酸的結局。

“你不又開始從政了嘛，”公公說。

“您從政？！”

“媽媽在鎮上被選為勞動黨領袖，正在準備競選鎮長呢，”托马斯说。

我這才明白過來為什麼婆婆整天忙著往鎮上跑。托馬斯告訴我，婆婆是大學法律系畢業的，生了孩子後就當起家庭主婦，直到孩子們長大成人才又重返職場，靠著努力和人脈一路從義工做到社區勞動黨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