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花的阴暗面： 性别与国族暴力的交织创伤
文｜许佳琦
原文发布时间｜03/20/2024
创伤事件侵害了受创者的自主性。她的身体被侵犯，被伤害，被玷污了；对身体功能的控制力也消失了；一般认为，经历战斗与遭到强暴后，这种控制力的丧失，通常是创伤中最耻辱的事。⋯⋯创伤事件也因此摧毁了受创者的信念，他们不再相信与他人产生连结时，还能保有自我。
——Judith Herman，《创伤与复原》
2014年3月18日晚间，台湾爆发近三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太阳花学运。起因是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通过的社会运动者与学生组织，在国民党立委将法案违反议事程序送交存查后，冲进立法院内，随后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天的占领行动。
尽管这场运动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在退场后，台湾短时间内积蓄了大量的社会能量与共识，几乎影响了后续十年的政坛与社会走向，但同时也对参与者产生了或多或少的伤害与影响。
歪脑记者采访多名当年来自立法院内、行政院外、以及街头守候的参与者们，聊聊三一八运动十周年，他们如何反思当年的性别、国族身份、与运动创伤。
男性主掌决策，女性协调意见：十年后回溯的场内性别观察
在十年前的今日，Audrey（化名）正与朋友在立法院外的青岛东路街头彻夜未眠。她起初只是想去看看当天冲进立法院内的学生与朋友，自身并非社运抗争出身，也非长期关注政治的平凡大学生。Audrey提到，在三一八后几日，交通管制还不严格，“有人注意到（议场）里外沟通不是很顺畅，就询问现场志工，愿不愿意进去看看状况。我跟一个女性朋友就答应了。”
不过进到立法院内，过去完全没有社运经验、自认“社运菜鸟”的Audrey，很快就注意到里面的权力分配问题，使她的任务也相当难以达成。
“我跟里面主要在组织的那些人、还有所谓的主要的干部之类的这种人，完全不认识。进去第一天起，我就四处找人讲话，想了解为什么里面跟外面没有沟通、出了什么问题这样。但因为我没有那些既有的社运网络，一开始根本没人鸟我。”
但几天后，她注意到干部圈里面，确实有一些男性对她与她的女性朋友“特别友善”。
“我觉得这也是性别角色的一种。大家多少都会觉得，她是女生，她不会来跟我争权、争曝光。再加上有些男性就是对长得还OK的女生，会态度比较开放一点。所以只要不太aggressive的话，尤其是男生，通常都愿意卸下心防跟我们讲话。所以几天后，我就慢慢跟一些比较自认是核心的人接触，到退场前也加入了决策小组。”她描述了在立法院内的主要组织，包括国际组、物资组、新闻组、组织组等，“其实很多领导者都还是女性，但相对的曝光还有英雄叙事，相比（男性）都非常非常少。”
由于立法院内的状况并不透明，但立法院外的声援者、支持社团，急需了解内部状况，协助决策，因此当时她的工作主要是负责联系内外的沟通、凝聚共识。这样的分工，确实也是相对性别化的，即：男性主掌决策，女性协调意见。而且，尽管有许多女性干部，但权力关系的展现，也体现讨论时，彼此的话语权与态度上。
“工作会议是非常痛苦的事。有每日的新闻汇报，各自的议程，常常要开五个多小时以上。大家情绪难免激动、或觉得自己发言没被重视、在乎的议程没被讨论。我印象深刻的是，当男生们激动、骂脏话，大家会很爽；但如果女生想讨论感受、体谅别人、甚至忍不住落泪，就会让很多人感到很烦，觉得‘我干嘛要在这里看你哭’，也有女性才站上台讲这些事情，就直接被打断。阴性特质在那里是不受欢迎的，好像只有阳刚才是对运动有益的。”
Audrey说，“但我认为，谈论感受、情绪，这些软性的东西，才是运动本身、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来源吧。这场运动，本来不也是在强烈的情绪跟连结中诞生的吗？”
另外她也提到，例如工作会议，“如果长得没有特别好看的女生，又有很多的情绪表露，男生会很明显不耐烦。”与此同时，Audrey也因为完全不懂社运既有的人际关系，被认为是一个“可以分享秘密、诉苦”的对象——“几天后，我们终于找到一个比较‘猪哥’（好色）的组长，他对我们其中一人有兴趣，愿意带我们进小组，加入工作会议。”
“事后我都跟我的朋友说，我们是利用父权，来反制父权，然后渐渐进入这个运动的核心。”Audrey开玩笑道，但她同意，这是相当toxic的权力结构，也伤害了许多参与者。
“这也是我直到运动结束后，今天想起这个运动，心里还是有一点批判的原因。”
在关于社会运动的性别伤害研究中，主要可以被归类为以下四种。然而由于社会运动是一个长期过程，也并不因运动中止而关系结束，而是在团体动力、权力关系的竞逐下，使得这些伤害时常彼此交错，并且往往更容易被忽略，或隐藏在国族论述之下。
亲密关系内的伤害：由于参与社会运动的高度张力、危机压力，对参与者造成亲密关系的伤害。参考来自于郑敏在2021年的论文〈广场与情场：女性学运参与者之亲密关系探析 〉
决策圈的性别不平等：常见如女性负责行政事务，但决策、曝光或受瞩目的通常是异性恋男性领袖，诚如Audrey在三一八期间，待在议场内的权力关系分析。
权力不对等的性伤害：参与者受到组织领袖的权势骚扰。这些在运动期间，由于时间过短，几乎难以辨识；也有许多个案，会隐忍至运动结束后、或多年后因才出面指控。例如著名医师柳林玮，在运动时期担任医疗组成员、并创办网路媒体“沃草”。然而却被3名女子指控性骚扰，遭判刑8个月。
警察暴力：警察或当权者为了镇压群众，透过国家制度展现的性暴力。
另一位受访者Oscar，在三一八运动中，是尚未出柜的男同志。他也有类似的观察。
“有些人是决策圈比较核心的人，他可以选择告诉你一些资讯、显得他懂很多判断，所以当时确实会有‘知识不对等’的崇拜关系。很像师生恋的感觉。那时候确实是有发生这些事情。那些关系后来，就我所知，也没有善终。不只一起，而是有蛮多类似的事情，并且真的几乎就是男性对女性。”Oscar说。
除此之外，他也提到，那个时候很多为了讽刺政治，出现以男同志为比喻的性玩笑，比如“马英九跟习近平就是‘肛肛好’等等。”
“我们平常都会觉得不知道怎么回应，可能就会用‘你很无聊唉’之类的来带过。”Oscar认为，它们并不构成一个大的暴力，但是许多微小的恶意玩笑、忽视多元意见，在社会运动组织内部平常怎么样怎么样去组织、去分工、去互动，“这些行为就会如实呈现在大规模运动当中。”
而到了九年后的2023年，人们看见Metoo从主张进步的民进党爆发，甚至也有不少被指控者是三一八的参与者。
“我们看到的这些暴力事件，其实也都只是平常，我们怎么生活，它就怎么展现，只是浓缩在‘那一个时刻’而已。”
带着内疚感前进的这十年：他们怎么思考伤害与成长
另一位参与者Lily，是一直都待在议场外的参与者。
“如果要我现在去想specific的案件，有点困难。但我们可以看到，它一直是会有关联、有延续性的，这十年来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Metoo事件在进步圈一直爆发。通常都是年轻女生，也有年轻男生，可能受到三一八启蒙、想进圈子、想认识人，这时候如果有人出现，说自己人脉很广、也了解圈子，就会出现明显的权势落差。”
“其实在去年台湾爆发Metoo之前，就每隔几年就会爆一次，从三一八之后开始到现在都是。”Lily说。
对她而言，值得思考的是，要怎么跟这些“同样是进步价值”、却也可能是潜在加害者的人相处。
“我也遇过圈子里的人，从三一八崛起，后来到处约炮、也会试图跟我聊色，比方说跟我谈性爱分开、情欲流动之类的概念试探我。但我一直都只是有意识的跟他保持距离，因为工作还是要联系。直到去年六月，他才真的被爆出来，就是Metoo的其中一人。”
“我也很好奇，其中一个领袖因为多起性骚扰案，后来出国念书了。可是当时参与运动的很多女生，今天仍然跟他非常亲近，都会找他玩、找他吃饭。所以我一直很疑惑，既然大家跟他都是好朋友，那么，他应该还是个好人吧？毕竟我认识的这些女生们，性别意识都很强、也都很好。”
“我觉得那到今天都还是很难解答。”
至于Oscar则提到，在这次Metoo爆发之初，几位年轻的女性民进党党工，有几位都是在三一八之后，更小一辈的“反课纲”运动投入政治的新世代。
“如果要说运动让我感到最可惜的事情，那就是，三一八，让我们这些进入三十代的人，集中了当时所有的光环。在我们更之后的一代，他们在公共领域的缺席或者没办法露脸，那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失职。是我们把机会都集中在黄国昌、柯文哲、还有那些头部领袖身上，但没有给下一代打出头的机会。”
当讨论政治创伤与疗愈：如何重新建立连结
“对我来说，这十年大概就是让我发现，世界不是照着我们的期望在走的。”
Lily坦承，运动结束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对社会缺乏信任感。看到当年的领袖与参与者会很没信心，对时事充满焦虑。到了香港的雨伞运动、爆发反送中抗争，连看直播也让她多次流泪，“甚至做恶梦，会把当年两边的场景叠在一起。”
尤其随着2020年以降，台湾小型政党的溃散，“很多我们当时希望的、可以持续壮大的价值，会逐渐让你感到失望。然后你知道，自己未来会继续悲观，当年包括时代力量、台湾基进，都泡沫化了，只有柯文哲的势力变大了。”
她觉得，三一八带来的启蒙，虽然让自己更加爱护自己的历史与家园，但自己却似乎也要继续被从那时候缠绕不散的“亡国感”继续牵着前进。
“这些事情，都让我变悲观，好像不得不被勒索。亡国感没有随着运动散场、或民进党执政而消失，我也只能...你知道有人想用亡国感绑架你，但好像只能吞下去。没有余裕，只能为了这件事情继续焦虑。”Lily说。
在台湾，长期关注政治暴力与创伤研究的中研院副研究员彭仁郁，曾经对三一八参与者的创伤与复原，进行多次团体工作。2014年开始，她接触了在行政院遭到警察暴力的参与者，并与超过30名成员进行团体工作。去年底，经过当事人同意，她将其中7位成员的团体对话，透过演员重新演绎录音，规划成“带伤前行”展览，讨论抗争者在经历心理创伤之后，是否还有疗愈的可能。
彭仁郁说，学理定义上，心理创伤（trauma），必须是要在一个严重的暴力事件，个体面对了生死危机，或者身心完整性遭到破坏的情况。并且在世界上的信任感、安全感，在暴力发生的瞬间，完全被打破。
在研究心理创伤的学者赫曼（Judith Hehrman）代表作《创伤与复原》（Trauma and Recovery）中，提到最大量的创伤个案，往往来自于国家暴力如战争、性侵，或者家庭暴力如乱伦、虐待等人际暴力创伤而来。也因为他们的叙事长期不被聆听，不被相信，“这个主体，从此对社会的经验产生了断裂。”
“并且这些人，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所谓的‘后延性’（aftermath）。即使当他们离开了伤害地点，时间点，客观上我们知道自己安全了，但是信念不会被重建。所以例如越战退伍军人，已经坐在自己家的客厅，却还是一直听见同伴的吼叫声、肢体残缺的画面。”
“客观上他们已经离开灾难现场，但心理上却没有，他们从此被冻结在那个时空里。”
那么，这场运动里，严格定义来说，谁有创伤反应呢？学理上的定义，当然是缩限的，但创伤也不是当天晚上事件发生，伤害立即的有或没有。创伤来自于关系的断裂，因此也可能是线性的延展过程。彭仁郁提到。许多人的创伤，往往来自于经验与关系的断裂：
因为运动决策的问题与挫折，跟自我的关系断裂；因为难以言说的遭遇不被社会理解；而跟社会的关系断裂；又或者因为受到伤害，与伙伴的决裂……
“这是个多层次的关系断裂，这是创伤最核心的部分。反过来看的话，疗愈的方式，就是找回连结的可能。”
彭仁郁提到，在行政院事件后，她组织了小小的互助团体，“就算外界不相信我们，参与者里，甚至有人走在路上都会害怕。可是起码在团体里面，我们彼此相信。我们认得出彼此。这是大家彼此连结的地方。当然这只是起点，不可能只做六次团体，讲讲话就好了。大家只是找回连结感。之后就是要开始想像，我带着关系建立的经验跟信念，再重新回到日常生活，试着跟别人建立关系。”
三位当时都是学生的年轻受访者们，也经历了投入运动的热忱、对运动退场后的失望、以及自我反思的历程。三人后来的求学与职涯选择大不相同，有人投入公共部门，也有人在跨国组织任职，但同样地，三一八都成了他们人生的转捩点。
当年在青岛东路上，在景福门的空拍机画面里，在立法院二楼、在深夜行政院外见证警察集结，那些画面随着每个周年纪念，彷佛都在提醒他们必须回顾自己的质问与成长。
“有人重新回到组织，有人离开组织，也甚至有人自己创立了自己的组织，这些行动，其实也都是一种找回主体性，有意识的自我疗愈。”彭仁郁说。
Audrey在后来投身倡议工作，Oscar则在前阵子离开公共部门，回到校园。他认为不管坚守体制内奋斗、或者选择离开，这十年台湾依然改变了许多。
“当我们在回顾，谈三一八是不是面临了某种消散？我没有那么悲观。”他说，即使大家都在民间‘练功’，有的人出国念书，有的人投入政治，也有人心灰意冷离开原本的领域，甚至跑去当Youtuber。“我还是有信念，未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大家还是会彼此连结，再一次集结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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