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珍貴的東西在任何時代，都可能遭受磨難；但是，我們又怎麼可能跨越他們實際生存的時代，實際生活的處境，來理解任何一個人、一件事物的生命、悲傷和價值呢？

「閱讀」不是把自己帶離這個世界，而是把某些還未理解的事物，帶入自己的視界。

我們只能從自己的角度、自己的經歷，和自己與周遭其他人、生命、物質的一切聯繫，來部分的領略時間的內容。

A still from asinnajaq’s 2017 film, Three Thousand. https://www.nfb.ca/film/three-thousand/1： “本质主义” 这个词是被使用的极其卑劣的一个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合理地使用它，用这个词的人手法都很瘪三。

在今天的世界中，很多人對於讓自己「有用」這件事，感到十分焦慮；但是，我們必須倒轉這個次序，才能夠真正的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是我們先有了「生命」，我們為了讓自己的生命過得更好，才因此須要使用「計算」、「用處」的觀點來考慮事情。反之，如果人把自己（生命）的價值，只看成是要達成某個特定形…

即使她離去或是背叛了我，但她卻可以成為我認識這個背景，我認識「我為何會愛上她」的原因、我自己究竟在渴求著什麼的助力。

那麼，我們能做什麼呢？我們也許可以「往外」，去看看其他人的處境，與我們的有什麼不同，再去問那個「為什麼」。打開我們的眼界，使兩邊的處境有可能互相影響。所以，在沙特看來：討論一個人在他的處境中的思想與抉擇，也就是在探討哲學；因為「哲學」就是在處境中的哲學，是在一個人活生生的生命困境…

比起《末代皇帝》中的溥儀，程蝶衣更加地被安放在一名「女性」角色的位置觀看，這背後當然有著深層的殖民／被殖民、男性／女性權力傾斜的複雜問題。那麼，身為真正的「女性」角色的菊仙呢？她又是處在何種困境之下？我想花點篇幅，來好好談談菊仙。​

近來柯大師又有妙喻。在談到「道德行為應把握到立法的主體，而不應該預設某些原則或目的」時，他問我們說：「如果你交到了男女朋友，什麼才是你對待他的理想方式？」

現今愛情危機並非來自選擇的增多，而是源於他者的消亡。自戀的社會過於強調積極的面向，愛情成了溫情、親密、激情的代名詞，戀人淪為供人消費的商品。

一個人，要怎麼在另一個人生命中發揮療效呢？盧雲的回答是：因為有痛苦把「我們」連結起來。不過，在提到如此內在、深不可測的話題之前，我們先來談談另一個比較明顯、有實證性的問題：需要幫助的人，當他面對什麼樣的治療者，才能安心、坦然的說出困擾他的事情？

文化，可以是一種抵抗遺忘的方法。在巴勒斯坦人連生存都岌岌可危的處境中，巴勒斯坦人透過電影、戲劇、詩歌等，維繫著他們的認同感。抵抗世界完全抹去他們的痕跡。但除此之外，文化還有另一面向：在不公義的受苦情境中，它還有「分析的力量」。透過文化，我們將「敵人」放回他們的歷史脈絡之中觀看，質…

我覺得自己就是空有同情和熱心，卻在挑戰面前非常膽怯，怯於勢力，這「勢力」包括擁有權力的人，也包括其他人的眼光，同時，也怯於打破自己熟悉的安穩生活，於是充滿猶豫。

《愛的見習生》對人心的觀察非常敏銳。你愛不愛我？如果你不愛我的話，那我還可以怎麼做？在風起雲湧的時代背景下，如果我們不把這部片看成歷史片、宗教片、教育片等，而是從這兩個問題來切入電影的話，那《愛的見習生》的確有許多細膩的情節，可供我們思考自己生命中所潛藏的這份問題。

即使兩隻手重疊，也不一定碰觸得到。列維納斯在《總體與無限》的第四部份這麼說。真正的碰觸，總是帶著一點害怕：害怕自己太用力，害怕她的肌膚因為自己的手而損傷，害怕自己消減了她原本的光芒。

敵人，深深的改變了這個小家庭的命運。雖然敵對者的眼界被血統和傳統束縛，又在它們之上附加了虛假的想像，用同樣淺薄的濾鏡去過濾世界中的繽紛色彩。他們的生命不如正直的人多采多姿。但是，他們有暴力作為力量。許多暴力留下的傷口，難以復原。在《沉默．真相》中，漢娜的外婆因照明彈而失明，便是歷史活生生的見證人。

在英文裡，「we」可以包含所有人（I、you、they），也可以排除聽者（I、they），視乎情況而定。這點在中文也同樣適用。前者多用於爭取支持，引起共鳴，所以不少政治人物都喜歡用「we（我們、我哋）」來表現自己與人民站在同一陣線。至於「you」在英文的語境中，則能夠讓聆聽者或讀者更容易代入處境，加強對話雙方的連繫。

只用自己的觀點去理解萬物就是一種暴力，這種暴力正在摧毀生命的多樣性跟差異性，正帶領人類走向一個沒有意義的宇宙。—列維納斯

攝於台北101觀景台群體間好多時候若不是走出來，相信還是會以自己本身固有的偏見看待其他不一樣的「他者」。正如日本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講到：人們往往用組織內部積累起來固定化「常識」和「image」來看待外部，即便內部的「常識」是「倒錯」的，但也會認為外部才是「倒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