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抑郁者的自白（下）：空虚与无助| 歪脑×低音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姬苏燕
原文发布时间｜02/18/2025

政治侵入生活，也侵入当代中国年轻人的心理。

从足不出户的家门，到群情激愤的街头；从挪威奥斯陆的空椅子，到北京四通桥的白条幅；从远方被铁链拴住的女人，到近处被虐待毒杀的猫狗；从战场上的炮火，到餐桌上的香油，人们被或近或远、或轻或重的现实所追逐、驱赶、撞击、禁锢，心灵的淤青久久不散，社会的炎症逐日蔓延。

“政治性抑郁”之下，有人被迫戴上沉重的枷锁，痛苦被归类、被命名、被简化为一个可被管理的“病症”，而真正的复杂性却被隐匿；有人主动拥抱疾病的标签，将困惑与痛苦折叠成可以被定义的存在，命名之下，似乎一切都有了秩序——哪怕这个秩序本身只是另一种囚禁。还有人徘徊在无名的痛苦中，既无法定义自身的感受，也难以让它们化作言语出口。

当政治无孔不入地入侵现实与心灵的世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年轻人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挣扎、抵抗、前行。

西柚的空虚 ：
作为记者却没有了好奇心

“在这个国家活着最难受的是，因为我的职业，每天会收到非常非常多的信息，在中国做记者所收到的这些信息普遍来讲都是负面的。记者都是自诩看门狗，要去监督政府，但政府做的事情常常让我觉得简直不是在人间。

我做过和酷刑相关的报导，每次在看我写的报道人物的自述时，都会觉得很创伤。我没有见过就是一个人被几天几夜不让睡觉，不让喝水也不让吃饭，在零下的晚上直接睡在水泥地上。那个报道人物是一位女性，她直接被搞到上厕所也上不出来，月经也停掉了，这简直是一种非人的遭遇。

她本身有非常长时间和公权力对抗的经历，维权经验也挺丰富的，所遭受的酷刑来自于公权力的报复。看得出来，她在写自述的时候，其实非常轻车熟路。我会想像，她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在想什么？身体上遭受了那样的疼痛，会不会觉得回忆也是一种创伤？既然她已经写出来了，我可以证明她已经从心灵上站起来了，但是对我来讲，我还是会很难过，我不知道这种创伤来自何处。

那篇稿子我写了四个月，其实我已经想不起来到底怎么从头到尾写下来的，前前后后改了好几次，每次改的时候我都要重新把她的自述再看一遍，其实我已经不太想反反复复去看了。”

2020年前后，西柚从南方一所高校的新闻系毕业，顺理成章地进入媒体行业。与所有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一样，她很快发现了现实与想象的差距。

“我那段时间在一家机构媒体里有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是在业余时间写这篇稿子。为什么要写这些稿子，因为我当时觉得在机构媒体的工作太无聊了，完全是在粉饰太平，而且总是在生产一些垃圾内容，只是去追流量。我其实是一个挺有记者自觉的人，对于想要做什么样的记录，什么样的新闻是好的新闻，推进什么样的议题是有益的，我都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我的想法在那样一个没什么新闻抱负的机构媒体里面，不能告诉任何人，这种想法好像是不合时宜的，而且也很浪费时间，领导不会采纳，他只在乎你怎样才能最快地追上那些无聊的热点。

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想说服自己接受这个现状。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加入那家媒体，一开始干劲还非常足。我知道那家媒体就是这个调性，有点看不上他们选题的逻辑，但那个时候我还是有一点信心，不管环境如何差，我相信我的加入能够让这家媒体有不同的风格。这家媒体还是有一些我认可的选题能通过，还是有空间在的。大概在我加入这家媒体半年后，我发现我关心的选题他们基本上不太会通过了。我不太好说这样的变化是不是跟媒体的大环境相关，因为自从进了机构媒体，我其实就不太关心其他媒体的动向了。别的媒体的消息某种程度上对我来讲是一种刺激，我看到其他媒体做的一些报道是我想做但没办法做的，我会觉得有点自惭形秽。

跟我同龄的记者都接受了很好的教育，我们不是那种对新闻没有自己看法的人，但是因为大环境的收缩，我们只能做一份拿钱的工作，然后把各自想法忘掉，有这些想法对我们而言只会带来痛苦。

当时我对这份工作已经相当不满意了，它对我来说只有维持生计的作用。后来我又经历了一次调岗，到了一个我完全没有兴趣的岗位。我是那种如果对一件事情没有兴趣，就会完全大摆烂的类型，但当时毕竟也不是学生了，要为自己的生计负责，还是会做一些妥协，但这种妥协很明显带来了很多不开心。那段时间我每天在工作上花的时间不是那么的多，早上9点去上班，大概工作到11点，然后吃饭到12点，接着去公司的休息区睡到下午两三点，再回来工作一两个小时。周末有的时候还要去公司值班，我就找个地方整整睡一天，然后下班走人。

我抓紧一切的时间去摸鱼，但摸鱼其实只能给我一种空虚感。我还是希望我的时间能够花在有用的地方，能够发挥我个人价值的地方。毕竟学了那么多年新闻，最能够发挥价值的地方还是在做报道上，所以那时候我在工作之外开始写自己觉得有价值的稿子。但是自己认可有价值的稿子，也不能一篇接一篇无缝衔接地写，当中空隙的时间，我心里就很空虚，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会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跟我学的东西、向往的东西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有一种非常荒谬的错位。我没有办法找到任何事物来排遣我的这种郁闷，而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我确实需要一份工作，平心而论，这份工作也是我在这个年纪、以这个履历能找到的薪资最高的工作。

又过了大概半年，我终于提了离职，我实在是受不了每天都在做那种无意义的报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小猫玩耍的视频。老实讲，我并不觉得这个视频有什么好笑的，但是我们主编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觉得大众都喜欢看有意思的东西。这完完全全抵触了我的新闻观念，我不否认新闻有娱乐作用，但如果一定要有人做这种娱乐新闻的话，我不希望那个人是我。我认同的是，人要过一种自由的知识生活，新闻是传递知识、弥合分歧的载体，我不想把受众变成奶头乐的受害者。我听过有人讲，我的想法太学院派了，有点要启蒙别人的意思。但坚持专业立场对我而言的意义在于，这会让我觉得很舒服。做符合道义、符合良心的事能让我的自我认知变得高一点，我需要通过自己的行动给自己一些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意义。

我离职的时候是冬天，12月的北京下着鹅毛大雪，日照时长非常短，那段时间我开始有睡眠问题，每天熬夜熬到凌晨4、5点，甚至有的时候熬到第二天8、9点。其实我很困了，但是我总是像在跟自己较劲一样，非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耗尽不可。离职了之后我恐慌了一段时间，总觉得我也不能长时间这样待着，想赶紧出去找一份工作。我年纪并不大，工作经历只有一年，这样是很难找到工作的。那时候非常非常焦虑，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找什么样的工作，其实我心里知道，我要去找工作也只能找和之前差不多的职位。

接着我又接到家人病倒的消息，就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当时的精神状况已经非常不好。那段时间我每天都没有力气做任何事情，过得恍恍惚惚，因为睡到下午才醒，每天只能见两个小时的太阳天就又黑了。我每天只吃一顿饭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体征，除此之外就不干什么别的事情了。也是从那段时间开始，我开始做自己以前最不耻的事情，刷短视频。主要是为了打发时间吧，天黑下来也就大概五点钟，到第二天的早上五点钟，这个中间十二个小时怎么办？

我当时已经不再工作了，没有什么事情能填满这些事件，想看的书也看不进去。现在想起来，那个状态已经离我非常遥远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才一年之前发生的事情，我的记忆都模糊了。时间在我这里过得又慢又快，一分一秒在我身上都非常真实，每天都很漫长，但一天结束之后你又觉得怎么那么快，一天的时光又被浪费了，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我发现过去的一个月在我身上根本没有留下痕迹，只留下再也没有办法放下的空虚感，还有对自己浪费时间的难过和批判。”

陷入深不见底的郁结之后，西柚开始定期与心理咨询师见面。慢慢重建起规律生活，西柚仍然继续着自由撰稿的生活。

“我现在给一些媒体写稿，每个月至少产出一篇稿子，结果也还是不可避免地滑到很失望的境地。这有什么用呢？新闻现在很尴尬，我们写了那么多报道，不知道到底推动了什么样的改变。我想不出来到底从什么时候起有了这样的想法，可能是一篇一篇稿子积攒起来的。

偶尔能够得到写作当中提到的那些人物的消息，结果发现写完之后状况也还是那样。有的人现在还在监狱里面，我写完稿子之后，他们的刑期也没有减少啊。有的人我写作的时候一审刚刚结束，后面得到消息二审没有开庭，就被维持了原判，甚至来不及做出一些更深的报道，这个事情好像就已经铁板钉钉地维持原状了。一审开庭还可以写庭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家属这些年怎么过的，家属看到当事人是什么怎么样的，二审都不开庭，我也不知道这样一个信息传递出去有什么用，更不知道要怎么把这样一个非常短小的信息变成一个更容易理解的故事。我感受到一种愤怒，他们不允许故事发生。

记者的信息渠道通常都比较发达，但是我总觉得，信息为什么不能变成更平民化的资源，让我很崩溃的是，有很多的信息我们只能私下跟别人讲，而不能通过媒体向公众传播，那我们这些掌握信息的人是不是也有某种程度的原罪？

老实讲，很多人看到了负面的新闻，会觉得这个社会没什么希望，处处都是黑暗，可能会说自己政治抑郁，因为现实和他们对于社会的正常想象是相悖的，所以才会有这样感受。但是作为记者来说，我觉得你要是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光明的想象，那可能有点不称职吧，因为我们就是负面信息的生产者。

我觉得负面信息并不是我抑郁的来源，对负面信息的束手无策才是这种抑郁的来源。作为记者，我明明应该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中有一些位置，但我被政治取消了行使工作的权利，这也是对我们能力的与价值的否定。我时常陷入到存在的焦虑之中，不知道作为记者这个社会里面到底要干什么，这个社会真的还需要我们吗？每天看到的负面消息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我只是一个生产者吗，如果我是生产者的话，我要不要为此负责呢？心理上大概是觉得不用负责的，但我们明明可以做得更好啊。

我直到现在也没有慢慢恢复到工作能力很好的状态，工作对我来讲依然是很困难的。记者这份职业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价值是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但是我现在精神状况比较差，对什么东西都不感兴趣，也没有什么好奇。这不仅对我的生活来说是巨大的打击，对我的职业简直是致命一击。你能够想象没有好奇心的记者怎么做采访吗，采访对象说完之后我就点点头‘啊我知道了’，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我失去了追问的能力，也失去了意识到什么东西是反常的能力。

我没有怎么特别去回溯过为什么想要去做一个政治的人，为什么想要通过做新闻这件事来行使我做政治的人的权利，但我隐隐约约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我原来的信念是挺强的，做记者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你怎么能够去找到一份工作又能让你去了解社会、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又能满足你的好奇心，还付钱给你。但是现在我真是有点莫名其妙的，我不想推翻自己，不想成为过去的那个我的敌人，因为以前那么想也没有错，只是我现在开始觉得做对的事情所伴随的痛苦我可能承受不了，或者说那个痛苦本来就不该由我们来承受，它是一个不公义的痛苦。

我之前有想过去搞宠物美容师，结果发现要考证，我投简历说想要去做学徒，人家一看我是做媒体的，也不理我了。我现在还没有离职去当一个宠物美容师的原因，可能是记者现在也变得越来越少了吧。多数的记者其实都跟我一样，要考虑到生计、家庭，相对很多同行来说，我已经比较自由了。我现在没有再疲于奔命，为了维持基本生活惶惶不可终日，在精力上也比较稳定。作为自由撰稿人，我也没有像他们那样子时不时被毙稿，没有动不动把稿子里唯一一点有新闻价值的东西删掉的领导，其实我现在的工作环境还蛮好的，所以我还有余力继续做。很多同行被禁止、被限制，比起来更没有空间去做事的人，我至少还有那么一点点空间，还是要有一份力出一份力吧。我也不是完完全全失去了工作能力，至少我还是接受过专业训练，我忍受不了明明有能力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但不去做，我并没有脆弱到什么都做不了。”

对低端人口的共情和封城的“毒打”：
余虹的孤单和无助

“（作为女性），我小时候又厌女又粉红还恐同，因为这个环境就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很争强好胜，我爸在家里是强势的一方，我妈在我爸的嘴里是一个很笨的女人，我又觉得自己挺聪明的，那我就应该站在我爸那一方去贬低我妈，那种瞬间我好像好有权力。我的本性其实有正直善良的一面，有人告诉我爱国是对的，而且他们不停的在媒体上说，‘中国好可怜，别的国家都欺负我们，在奥运会上我们都拿不到奖牌了’。当时我真诚地觉得奥运健儿既然那么辛苦，他们就应该得到公平的待遇。

当时爱国是真的爱，我还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比如过生日会许国泰民安的愿望。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说他要是有钱了或是当科学家了要去美国。我特别生气，觉得他好不爱国，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他们觉得美国好。我当时听别人说，只有在国内成绩不好的人才要去国外，因为他们只要交钱就可以去。

上了高中我开始读王小波的书，虽然我现在不喜欢他，但是相对以前看的东西来说，我发现王小波提到的某些东西跟老师说的不一样。再加上那个时候开始喜欢女生了，我再也不是主流人群了，就算我成绩好，也没有办法得到大家的尊重，我心里好像藏了一个秘密了。

然后到了大学，终于可以玩手机了，我天天都在玩手机。那个时候网络上有个讨论度特别大的事件，北京清理低端人口，我追那个事情追了很久。”

2017年，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二村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火灾发生后，2017年11月20日起，北京市部署开展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大量在京务工人群流离失所，住处被停止供应电力和暖气，在官方文件中，他们被称为“低端人口”。

“我记得那个时候豆瓣、微博上都有一批现在所谓的公知，他们总是出来说一些关于民主、批评政府的话，都没有被封号。大学我离开家乡，去了一线城市上学，我突然觉得，我也是那样的人，我也会沦为低端人口。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觉得，我爱的这个国好像不是我想的那个样子。我爱国的出发点是希望每个人都得到公平的待遇，如果他们只把它当作一个谎言的话，那我要站在弱势的那一方。其实我是一个思想很容易改变的人，只要你能说得过我，我就可以立刻转变想法。

整个大学四年，我在学校里都是一个人，朋友都是在学校外面交的，那种孤独的感觉并不只是来源于一件事情，而是包括性取向，包括作为女性的身份，加上一些社会事件交织起来，其实都是一个源头带来的孤独。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以为大学是像美国的那种高校，学生可以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当时看了低端人口那个事，我憋不住跟同学分享，我发现她们不怎么在意。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中国人都是这样，90后的同龄人很少在乎这些东西。我现在都能记得当时在那个宿舍里，我觉得很无力。我以为上了大学之后，有很多的人可能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其实他们都不在乎。我当时觉得这个事情过完了之后，还是能继续我的生活，虽然有点不开心，但就这样过下去呗。现在看来，那个时候毒打还没有打到我身上，我是不会疼的。”

“毒打”来得很快，对大部分来说，最直接的感受是疫情期间发生的一切。2022年3月底，作为入境人员集中隔离酒店的上海华亭宾馆在出现多例感染者，并引发新冠病毒的大规模传播。随后，上海先进行了分区分批封控， 4月1日起，整座城市全体封控了超过两个月，2000万居民被迫足不出户。

“我身边几乎所有22年从上海润出去的人，都曾经被关过两个月。当时我还在跟前任谈恋爱，在封城之前，那是我们感情最好的时候。你想啊，又是春天，天气又特别好，你跟喜欢的人出去约会，好开心啊。现在回头看，我好像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就立刻被扔进最绝望的瞬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记忆力就变得很差，记不起来任何东西了。太痛苦了，经常突然开始哭，这样的状况可能持续了一两年，到今年才好一点。我现在不管怎么描述那段时间都非常苍白，因为我的记忆已经把那段时间给抹平了。我当时的对象不希望我整天愁眉苦脸，但我每天看那么多新闻，那个时候好像还有铁链女的事件，快乐好像是一件很有负罪感的事情。

那时我变得很恨所有人，对我当时的伴侣也不太尊重。我不知道哪来的火或者是哪来的不耐烦，谈恋爱真是一个好奢侈的东西，我根本就没有心思谈恋爱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像两个室友彼此照顾，恋爱需要的情绪价值根本没有办法提供，我每天自己都要碎了。我要开始想以后的出路，还要上班，情绪根本兼顾不过来，我平等地恨每一个人。以前我不开心了会开玩笑说‘恨你们所有人’，但从那个时期开始,我恨的对象已经有具体的人，他就是我周围的邻居、朋友、同事。比如说我的同事，他们觉得封城很好，宅在家里多爽，他还想再继续封下去。我开始恨这样的人。我也恨那些怅鬼，那些和体制一起作恶的人。

我觉得政治抑郁这个东西，你只有亲身感受过才知道。假设你出生在在一个糟糕的家庭，长大再回到那个家，你会感觉家是牢笼。政治抑郁就是那个牢笼变得无限大，你能感觉到你在那个牢笼里面，但看不见也摸不着它。我那两年经常说不清楚自己的感受，我当时的伴侣问我为什么不开心，但那个东西就很难讲。我可以举出一些具体的事情说我为什么不开心，但它更像一个石头压在那里，说不太清楚，最重要的是解决不了。后来我总觉得封城影响了和前任的感情，人要怎么应对你面前东西？突然来一个千年难遇的灾难，如果你要指责我面对这个灾难不坚强，这太牵强了。

那时我下定决心要润了，为什么一定要走呢？因为当时发生两件事情，一个是一只柯基因为防疫被活活打死；还有一个HR，他那天去看病，走了好多公里的路回家，好不容易快到家了，结果就死在路上了，他是猝死的。那个新闻一直记在我脑子里，因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跟我一样在上班的人，我也可能是那个人。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死亡，哪怕出门被车撞了，都比这个死法合理。这样死了，之后的人要怎么纪念他呢？人正常死了是有死因的，有人杀了他，那个人应该坐牢或者死刑。但是谁杀了这个人？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原谅的，而且它一定会再次发生在中国。我没有办法消除我的内耗，那个时候也会恨自己，好像什么都做不了，我怎么那么没用啊。”

那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比如上海的白纸，我也有朋友去参加了。当时在一间意大利餐厅，我问她们‘你们出来干嘛，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就站在那里有什么用吗？’她说她需要在场，她需要去参与。我觉得我没有那个勇气去冲塔，而且我觉得那个东西没有意义。这样讲可能会有点懦弱，可是为什么我不去出头呢，因为我知道在那个时候，如果我去了没有人会站在我这边。另一方面，为什么我的前辈不去冲塔呢？为什么我爸妈不去？为什么我爷爷奶奶不去？外公外婆不去？”

2024年秋天，余虹终于如愿以偿，去到了美国开启新的留学生涯。

“其实一开始有点惶恐，因为这边的路上没有那么多摄像头，我要是随便横穿马路没有人会逮著我，有一种刑满满释放了之后，还不太习惯这个世界的感觉。在这边我可以随便聊天，我经常跟印度室友用磕磕绊绊的英语聊政治，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她会提防她的国家偷窥她的手机，我说‘我懂你，我们这里的技术更厉害’。我不太接触白人，白人是另一个阶级，但是出来之后互联网通畅了，我可以跟全世界没有国家的女人们讲话。

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这边的人太幸福了，就连超市的店员都特别开心，我从来没有见过工作那么开心的人，讲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激情，每个动作都很夸张。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戾气，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这个世界怎么还会这么糟糕呢？我又开始有那种感觉了，我的快乐是不是有点太不正当？因为我总是觉得需要保持警惕。我现在才发现很多人都觉得可以活一天算一天，但是我会担忧气候问题、政治环境这些东西。一方面，我觉得她们那样很快乐很好，另一方面又觉得，有没有可能以后糟糕的状况就是因为这些人只关注快乐，不关注其他的问题才造成的呢？

我现在经常觉得，不要太去想自己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有什么责任了。这个责任很虚无飘渺，作为一个没有什么公民权利的人，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践行这种责任。以前我会想，我能为这个国家做一些什么，现在想的更多的是为什么这个国家、这个结构要这样对我？现在想起前任，我还是觉得她是一个很好的人。我觉得辜负了一个人，跟我没有尽到对那个破国家的责任比起来，那个责任真的不算什么。”

2024年11月，特朗普击败哈里斯，当选美国第47任总统。对身为留学生的余虹而言，这并非一个好消息。

“特朗普上台会影响所有西方国家的政策，说不定哪天我又要去别的地方，不幸的话可能要回国，所有人都面临著一种不确定性，我觉得时代的洪流是很难逆转的。我强烈地预感到我好像在历史的节点。以前古代人写诗，他跟这个人告别了，就永远地告别了。我现在会隐隐有那种担忧，如果我现在错过了什么，就永远错过了。

我看到一些比我年长的姐妹，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一开始是nobody，后来自己攒了些钱有了一些权力，她可以为后来的女生铺路，我喜欢这样的故事，我也希望自己能做出这样的影响。”

对话结束的时候，余虹提起不久后要回国一趟。这么快就要回国了吗？余虹露出了轻快的笑容。

“因为我现在的女朋友在国内，我想在能见面的时候，多和我爱的人见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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