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年的财神：从生殖崇拜到升值崇拜

蛇年的初五还挺特别。不仅初五有迎财神的说法，蛇也经常隐喻着财富。西方有毒蛇守卫宝藏的传说，周公解梦也认为蛇是财富的象征。我去了趟龙华寺，墙上也写着蛇与财的吉祥话，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打卡。

不过蛇与财富的联系，其实只是“永生”这一人类核心关怀的附属物。古人无法想象数字生命，他们理解的永生主要有两种形式，恰好都能从蛇身上得到印证：蛇以蜕皮的形式，暗示着个体生命的自我修复；而且蛇超常的生殖能力（如盲蛇科的孤雌繁殖、眼镜王蛇连续交配72小时）则对应着以繁衍后代的方式延续生命。

农业社会的生产力依赖体力劳动，财富的积累往往与人口成正比。因此从永生-生殖的隐喻延展开来，蛇成为财富的守护者（印度教的娜迦）、王权的捍卫者（法老王冠的圣蛇），甚至作为人类的始祖（女娲伏羲）也就不足为奇了。

前现代的财富观：以消费为目的

然而，娜迦也好、财神也罢，虽然人类对财富的渴望亘古不变，但其精神内核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前现代对财富的想象，往往是具象的财宝——我们不难想象娜迦女王挥舞双刃，守卫着大量金银珠宝，但很难想象她守卫着中本聪的账户密码；其次，前现代的财富往往用于挥霍、消费、或布施，而非投资增殖。范蠡是中国最早的财神之一，他曾经三次耗尽家财，三次东山再起。不同于现代鸡汤创业故事中的屡败屡战，范蠡是在积累巨富后主动将财产分与乡人。

比范蠡早一百年的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童年男神，测量金字塔高度那位），本职是个商人，但被人嘲笑没挣到什么钱。于是泰勒斯依靠天文知识预测了橄榄的丰收，并提前垄断了榨橄榄油的机器大赚一笔。此后泰勒斯并没有趁热打铁，成立橄榄托拉斯，而是留下一句“哲学家想赚钱，随时都可以”就继续不务正业了。晚近的例子还有，西班牙通过血腥殖民从美洲压榨出巨量白银，一度导致欧洲银价暴跌，但这些财富并没有成为其工业革命的原始积累，而在贵族的奢靡消费中消耗殆尽，反而导致严重的通胀危机。

现代的财富观：以增殖为目的

对现代人来说，范蠡、泰勒斯、西班牙的故事都有些诡异。毕竟坐拥巨富而散尽家财、弃之不顾、或坐吃山空的例子如今太罕见了，它违背了资本社会的根本意识形态——对（资本）增殖的崇拜。但这种增殖崇拜的历史并不长，反而是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一系列历史条件影响的结果。这方面最经典的论述无疑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在探讨资本主义兴起时，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地理、人种决定论，切入了当时被视为“不够理性”的宗教领域。他尤其关注新教中的加尔文宗。这一派系相信个体能否得救，已由上帝预定，旁人无从改变。但对信徒来说，关键问题是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属于上帝的chosen one呢？与此又发展出一条新的解释：信徒可以凭借在俗世的成功/财富来彰显上帝的荣耀，而同时又是自己被上帝恩宠的证据。对不信教的人而言，这或许是循环论证。但对信徒来说，这却催生出努力赚钱夸大再生产，以钱生钱的正循环——一切为了上帝的荣耀。

接下来的故事就跟华人在非洲美洲的成功差不多，当你起早贪黑，努力致富而不随意挥霍时，很难不取得竞争优势。逐渐地，只有将大部分利润投入扩大再生产的企业才能在更残酷的竞争中得以存活，让资产增殖而非用于一次性消费成为社会共识。赚钱从手段变为目的本身，Welcome to Capitalism。

或许是历史经验与诉求不同，韦伯的这套论述在中文世界往往被视为后发国家迈向资本社会的灵丹妙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也被视为“企业家精神”等正向价值。但韦伯本人却把资本主义社会视为铁牢笼（Iron Cage），马克思跟他一比都乐观多了。韦伯悲观的一大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这种对于增殖的崇拜，是由极端的理性所推出的非理性行为。

仍以加尔文教派为例，他们强调资产增值以增添上帝荣耀，这属于价值理性。然而当他们取得竞争优势将社会裹挟入扩大再生产的新版本后，无论什么民族、宗教信仰都不得不遵循这套游戏规则。甚至当19世纪的人们喊出“上帝已死”也无济于事。对于越来越多的异教徒、异端、或无神论者而言，扩大再生产已经根本不构成价值理性（因为他们不信仰那个上帝），纯粹是为了保证自己在商业竞争得以生存的工具理性。

上帝“死后”，财富增殖，从荣耀上帝的手段，转为了目的本身。人们已经不再追问增殖有什么具象的目的，扩大再生产具有不言自明的正当性。这就是韦伯眼中极致的工具理性所导致的极端非理性。

增殖成为最终解决方案

如果说前现代社会的体力劳动意味着“多子多福”，生殖崇拜与财富崇拜高度重叠；那么在资本社会中，二者已渐行渐远。家庭的原子化、个体主义思潮的流行，女性教育水平与社会地位提高，都进一步降低了生育率，但对财富增殖的渴望犹有过之。甚至增殖崇拜可以反过来敲打生殖崇拜：不愿生育的年轻人中盛行一个潜在逻辑就是，父母没有“资格”为子女选择一个贫穷的起点。这似乎与传统孝道相悖，因为孝道的内核生殖崇拜，已被无需仰赖后人的增殖崇拜所替代。

比生殖崇拜更进一步的是，增殖崇拜似乎成为宇宙万物的终极解决方案。生殖崇拜的时代，人口增长固然彰显着太平盛世，但人们尤其是特权者仍然要向神秘的僧侣、方士寻求上天堂的救赎或永生的灵丹。但在今天，不少科技巨子、金融大鳄如马斯克一样，将最终方案放在了无尽的增长之中。地球的环保问题也好，能源问题也罢，似乎都可以用殖民火星得以解决。只要生产力不断增长、征服的边界不断延展、新的技术不断研发，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问题，那么一定是增长得还不够。

中文的“殖”，本就兼具人类繁衍与货物增殖的含义，比如太史公笔下的《货殖列传》，就是了解秦汉经济思想的重要史料。因此可以说“增殖崇拜”，其实就是资本本位视角的生殖崇拜。这里的资本不止有狭义的财富，也包括广义的权力。由此福柯推演出“权力不隶属于任何人，每个人都为权力所规训”的论断。人类所做的，便是维护资本的无限增殖，毕竟如今社会运转的基础，都建立在对未来增长的期望之上。为此人类迭代了自己的伦理观，甚至以自我生殖的抑制来响应资本的增殖。

当生殖崇拜遇见增殖崇拜：中国首父

最初读马克思时，看到他声称，资本家眼中工人的生育，其实是生产资料的再生产（reproduction）。再生产这种官方译法其实就没那味了，因为reproduce的原意就是生殖。呱呱坠地的新生命，同时意味着生产资料的“生殖”，如此才能体会出那种新生命的温度与冷冰冰的经济计算之间的张力。

或许是由于马克思掀起的全球革命，如今资本社会比19世纪还是平易近人不少。再加上前述增殖崇拜压制了生殖崇拜，想要找到生殖与增殖的关系变得不那么直观。但在21世纪，还真有这么一个神奇的案例。

多益网络的创始人徐波，虽然只有初中学历，却凭借网游开发的成功，在2024年坐拥275亿财产。他虽然未婚，却曾在微博晒出12个孩子，被戏称为中国首父。徐波再次走入公众视线，是控诉前女友“二妞妈”卷款三亿逃跑，但被法院视为养育子女的共同财产不予追究。

他个人的狗血剧我没什么兴趣，但有理论趣味的是他曾放言自己的小目标是生50个精英儿子，每一个奖励200万，以后视孩子个人发展给予不同级别投资。他把网络游戏中运营玩家帮派的思路代入到个人繁衍之中。他的形象与其说是传统宗族的大家长，不如说是未来数十位“社会精英”的天使投资人。如果说马克思笔下的，是无产阶级自我繁殖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徐波所演绎的，则是资本家的自我繁殖，同样遵循资本增殖的底层逻辑。在这个过程中，徐波将自己异化为了一头不知疲倦的种牛。

寺庙与陵园

去龙华寺的路上，远远听见寺里祈福的钟声。据说元旦、除夕这些日子敲钟还需要门票费，初五倒是不用，于是游客排满了长龙。

我想，即便不是马斯克徐波那样的巨富，普通人对求财的想象也不同了。人们恐怕很难产生“今年让我赚到一台switch/iphone/小米su7”等具体的金额，毕竟我们习惯了思考与渴望抽象的增长。工资涨、股价涨、房价涨。如果非要具体，那也得是“赚他一个亿”之类近乎浮夸的自嘲。

我们想获得的不是数字背后的具体产品，而是数字增长本身所带来的安定与对未来的期待。今年除夕，朋友吐槽说北京上海的年味都淡了，群红包也少了。无非是增长停滞，人们乐观不起来了。

前现代的财神们面对信众的乞求，苦恼的是如何解决货物供给不足，现代的财神要解决的则是通货膨胀。增长的游戏能无限玩下去吗？抑或只是长期波动的一环呢？

这么想着，我回到家，跟我妈表示初五拜神的人果然多，挺热闹的。我妈说她跟我爸前年大年初一去龙华寺，人多得根本排不进。索性转头去了隔壁的龙华烈士陵园。天朗气清，肃穆庄严，别有一番意味。

我觉得这话很妙。财神保佑增殖，增殖供奉财神。只要持续增长，香火便绵延不绝。但倘若增长中断，家国存亡之际，财神不知何处去，唯有烈士杀身成仁，守护着同胞的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