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之事，吾知之矣

今天闲聊时，朋友提到很多诗词本不觉有他，直到身临其境，才体会到其中妙处。一位提到在海边观看日出，想起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另一位则在入秋踏青时，浮现曹丕那句“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大家都认为曹操的句子比曹丕更有味道。我笑说，别看曹丕的辞赋成就似乎不如曹操、曹植，他可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家。一部《典论》就足以在古代文学史有一席之地。三曹个个天赋异禀，魏武文武全才，似乎只有太祖可比；曹植是李白偶像（谢灵运）的偶像，就更不必说了。

有人问，那三曹跟三苏比呢？以我看来，三苏不如三曹。这倒不是我不喜欢三苏文章，实际上我的古文底子很大一部分就是从《三苏文选》背起的。《贾谊论》那句“非汉文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至今还是我眼中议论文先声夺人的典范；至于《六国论》中“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胜，弊在赂秦”，虽然就政论而言就略显偏颇，也不失为语势磅礴的佳句。我认为三苏不如三曹，并不仅就其做文章的水平而言。

说白了，三苏更接近单纯的文人，其文字又多用于说理。虽然我也沉迷于说理，但我深知说理本身难以触及心灵。比如苏洵洋洋洒洒论证那么多，到底还是没有政治失意的曹植醉醺醺笑骂一句“辞赋，小道耳！”让人感慨。毕竟苏洵五十岁因政论文名满天下时，他所汲汲追求的政治事业，在不到四十的曹植那，早就已是过眼云烟。大概等到苏轼晚年说出“我被聪明误一生”时，才接近“辞赋小道”的心理状态。我一直觉得， 就文人性对我的生命感悟而言，三苏不如三曹丰沛。

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三曹的文字少了那种“书生轻议冢中人”的习气，有种既混杂又纯粹的文人性。说到文人性，曹植可能更接近大众的刻板印象，甚至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这种印象：才高八斗、少年得志。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失利，美人江山都留不住，只能沉溺酒色郁郁而终。

不过今天不谈曹植，只谈他爹与他哥。一般认为曹操与曹丕的文学造诣不及曹植，这或许是他们用了更多精力在宫廷斗争之中。但也正是这种政治家外表下偶尔流露出的文人本色，才更为微妙与耐人寻味。

首先是曹操，我认为曹操的文人性在于一种独特的自卑、敏感、与矛盾心理。习惯于各种三国游戏中枭雄设定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东临碣石的魏武帝，居然也有脆弱的一面。比如他在接见匈奴使者时，因自己容貌不佳、身形短小而自卑，让高大俊朗的崔琰冒充魏王，自己则假装魏王身旁的持刀武士（这也是古人把代笔称为“捉刀”的由来）。事后曹操还让人追问使者对魏王观感如何，使者表示，魏王虽然高雅，但身旁的捉刀人才是真英雄。曹操闻讯后，即刻追杀此使者。曹操杀人的理由众说纷纭，但他这种自卑的心理，似乎完全背离了如今“成功人士”的主流论调。君不见，马云曾说“有人问我，马总你唱歌不好听会有压力吗？我说我不好听难受的是你们，我有什么压力。”似乎上位者天然应该自信，把痛苦丢给下人，但曹操不是。

在曹操位极人臣时，他写了篇言辞恳切的《述志令》，坦承自己最初的志向也不过是讨贼立功，在坟墓留下“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的名号。曹操可没说自己只想着解万民于倒悬，或者“我对钱没有任何兴趣”、“最后悔的决定是创立大魏后，没空陪家人”之类的名言。到了曹操临终时，他更是毫不顾忌地展示了他脆弱抑或豁达的一面：他命人将余香分给诸夫人，并吩附众妾学作组履去卖，而使妻妾有所寄托，史称“分香卖履”。要知道当时曹家可是如日中天，不久曹丕便篡汉自立，但曹操却早已担忧身死族灭后，妻女的生计。我很难在万民拥戴的政治人物身上看到这样自曝其短的行为，只能理解为是曹公的一种脆弱而敏感的文人性。

曹操写了太多，谁让他是我的童年偶像。不过今天的重点其实是三曹中真正的开国皇帝，却存在感最低的曹丕。小时候读三国，我也认为曹丕只是一个不顾手足之情，残害手足、胁迫献帝的奸诈之徒。后来发现他不仅著有第一部古典文论，也模仿女性口吻写过不少辞赋。不过我觉得最妙的，还是曹丕偶尔显露出的幽默或自嘲。当然，说起文人幽默，苏东坡首当其冲。但拘于社会地位，苏轼最多也就跟佛印和尚笑骂几句，或者吐槽一下王安石。曹丕的身份可不一样，那是众望所归，终结大汉王朝的魏高祖文皇帝。他在朝堂之上开的玩笑，也就只有他敢开，别人却不敢笑的份了。

曹丕篡汉时，一边鼓捣手下不停催促汉献帝禅让，一边连续三次推辞，称自己诚惶诚恐，吓得“心栗手悼，书不成字”。要知道上一任影帝王莽，在篡位时都没有耐心搞这么推来让去的一套。一番表演之下，曹丕最终迫于无奈，不得不开创魏朝。然而在这个新时代新征程开启的大好日子，曹丕却悠悠然说了句暧昧不明的话：

尧舜之事，吾知之矣。（尧舜禅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今天算是搞明白了）

这句话可太妙了。字面意思上，曹丕是登基后志得意满，自比尧舜。但一琢磨又不是那么回事。汉魏禅让虽然较为和平，但曹操之前诛杀伏皇后，威吓献帝，已将君臣之礼视若无物，搞得过于难堪。以至于后来司马家青出于蓝，在篡魏时直接把皇帝当街砍死。因此，在曹丕如愿以偿当上皇帝的当下，说什么“尧舜之事，吾知之矣”，很难不让人觉得曹丕在自黑，只不过这个笑话大臣们敢听也不敢懂。还有进一层含义，是曹丕借着自嘲，把尧舜也拉下马，意指三代禅让故事，其和平的表象下也不过就是这般宫廷阴谋罢了。你儒家的政治偶像都是如此，那咱们大哥不说二哥，谁也别笑谁乱臣贼子。

八个字说出三个层次，可见曹丕的文字功力。更难能的是，这实在不像一个政客、遑论开国皇帝说出来的话。不过惟其如此，才显得可爱。即便位及九五，他还是忍不住在如此“崇高庄重”的场合抖个机灵，讲一个无人敢笑的笑话。

不知曹丕在登基时，是否脑海中也闪过他胁迫献帝、放逐曹植、软禁曹彰的场景；而这番自嘲中，是否也带了一些他对自己于政治斗争中逐渐异化、置兄弟君臣之分于不顾的无奈？

然而魏文帝不是汉武帝，文人性也终究无助于治国。曹丕最为人诟病的，便是他五次试图收复东吴，均大败而归。面对波涛汹涌的长江，曹丕说出了那句与“尧舜之事”齐名的政治名言：

“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长江天险易守难攻，这大概是天意吧）

这句话被视为南北分立的话语开端，也被批评是群星璀璨的曹家最没出息的言论。

六十年后，东吴被晋武帝所灭，中国重归统一。

可见政事之残酷，最终还得仰赖杀伐果断的武帝们。魏文帝只是一个异类，他就像一个误闯政坛的人类学家，用超然的眼光审视朝堂上庄严的一切，以戏谑、直白、又暧昧的笔触，留下那句消解政治伦理崇高性的后现代独白：

尧舜之事，吾知之矣。